□ 新 作 荐 评
2004:“新写实”小说脉络中的池莉和方方
———池莉、方方新作评析
魏冬峰
都更倾向于使用一种简单、有效却也不乏含
一
2004年底,池莉和方方分别发表了她们(收本年度惟一的中篇小说《托尔斯泰围巾》《
(人民文获》2004年第5期)和《出门寻死》《
混和可疑的概括:池莉代表的是市民价值立场,方方坚持的是知识分子立场。“立场”在这里意味着作家写作中的视角选择、自我定位、文字风格等,这在具体到池莉和方方的写作实践时,尤显出差异来。
如果笼统地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作为池莉和方方创作可资对照的两极,那么这样的概括大抵并不过分:池莉在90年代的市民读者层面中拥有了较多的“资本”,方方则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文学史为旨归的评论界和学术界占据了较高的地位。但不容否认的另一面是:“立场”二字一出,便使得对池莉、方方的评定多多少少具有了“信仰”的味道,在固定化了两者在文坛形象的同时,也封闭了对两位作家的创作进行更深入分析的可能。
学》2004年第12期),这两个发表日期相近的小说让我们不由得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两位“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上。在80年代以来“新写实”小说的历史脉络中,这两部新作所呈现和透露出的某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纬度,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两位作家、重新思考“新写实”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当下意义。
1980年代以来,池莉和方方之所以常常
被相提并论,是有着诸多理由的。比如:她们同为女性作家且年龄相仿;作品同以武汉为背景;同以“新写实”作家身份广为人知;同年写出成名作及其它在各种场合被提到的相似的生活、读书、写作等经历。但所有的这些“同”并不能掩盖两人之间的“异”。在谈及两人的不同时,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评论界42
二
池莉的作品一度被认为“俗”,近年来她的一些作品在图书畅销、影视热播的同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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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界广为诟病的对象。曾经为一部分读者喜爱的小市民立场在市场逻辑中大获全胜后,学界新锐对池莉的讨伐也日益剑拔弩张。小说艺术上的“粗”、“乱”、“小”,热衷于书写麻痹群众意志的小市民传奇、以市场利益为取向的写作策略、作品内在人文精神的缺失等,分别在李建军的《一锅热气腾腾的烂
①、粥———评〈看麦娘〉》赛妮亚的《庸俗审美
②、趣味和伪平民立场———评池莉小说》刘川
鄂的《唠叨风格与恶俗趣味———池莉市民题
③等文章里被表述得淋材小说的审美特征》漓尽致,成为“讨池”的代表性观点。但在新作《托尔斯泰围巾》里,池莉的小说却表现出了难得的谦恭姿态,这既指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指作家的写作态度。
在池莉的作品序列里,《托尔斯泰围巾》依然有作家擅长的图景和味道:以张华、徐迪娜为代表的善良小市民,她们热情、善良、大度;以王鸿图、聂文彦夫妇和饶庆德夫妇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么《托尔斯泰围巾》也只是在池莉过去的漩涡里盘旋,难以生发出新的东西。难得的是,在对小市民与小知识分子这两拨人展开描述的过程中,叙事者没有一如既往地站在小市民阶层的角度一味贬抑在池莉作品中已经被概念化、类型化的知识阶层,而是“于芸芸众生中窥见了老扁担这个人”,从而找到了在老扁担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准则。在此标尺之下,小市民小知识分子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早已迟钝麻木习焉不察的生活逻辑。
因而,作者曾经擅长的那些人物和场景在这里仅仅成为一个背景,只是为了给老扁担这个主人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不卑微、甚至是伟大和纯净灵魂的舞台。在作者操作起来得心应手的小市民生活背景中,被凸显在前台的已经不再是对小市民生活状态的积极认同和着力张扬,如果可以简单概括,那么可以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小说里,池莉高扬的旗帜上铭刻的是“执着”和“尊严”。“尊严”是通过“执着”的方式通过几次回还在小说中一点点积聚起来的。
老扁担先是作为装修队中的一名扁担工来到花桥苑,此时他“执着”于自己认定的工钱、“执着”地讨账,并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劳资纠纷,蒙受了不白之冤,不得不“替罪羊”般地开始领受花桥苑居民的敌意和歧视。做不成装修队里的扁担工之后,老扁担竟不知趋利避害地挑上一副箩筐守在花桥苑门口蹲点做起了“破烂”。即使花桥苑居民根本不可能卖给他破烂还对他恶语相向之时,他依然沉默而“执着”地挑着空空的箩筐日出而作日落而去地在花桥苑来来往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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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创作风格甚至可以从小说的题目上显现出来,这尤其适用于池莉。她的一些代表作如《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小说的题目大都是陈述式的,可以让那些即使不读小说的读者仅仅是望文生义也不至于对小说的理解有太大的偏差,有些题目甚至像是谁在你耳边一声醍醐灌顶式的断喝,比如《你以为你是谁》、《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有了快感你就喊》———有效且直白。这些题目本身的意义大过了小说的正文部分,前者之于后者不存在比喻、反讽乃至象征的问题。相比之下,《托尔斯泰围巾》却罕见地使用了一个描述性的题目,将小说中一个极具标志性的道具放到标题位置上来,题目因此被赋予了统摄全文的能力,这在池莉的创作史中并不多见。
不同于池莉成名和畅销的作品多立足于武汉市民阶层的家长里短和现代都市情感,《托尔斯泰围巾》以一个小知识分子女作家为叙述视角,以武汉一个小区花桥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先做农民工再做“破烂”的进城农民老扁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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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新写实”小说脉络中的池莉和方方
困窘处境下长久的坚持唤回了花桥苑人家的怜悯和羞惭,戴上了一条时髦围巾的老扁担在花桥苑人眼里也渐渐成了有点“教养”的人。当老扁担名正言顺地成了花桥苑的“专职破烂”,与居民们和睦相处时,死亡降临了,那条时髦的围巾也终于显露出它的象征意义来,老扁担所有的执着与坚守因此得到了形而上的阐释:“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天他在阅读中了解到,老年的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围巾”。这样的一条围巾是足够震撼的,叙事者由此觉悟到“信”的存在和力量:“我们的宗教在自己心里,无论是一尊黄泥巴菩萨,还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都是一种信。
客观地说,虽然跟池莉之前的作品相比,《托尔斯泰围巾》呈现出诸多新的信息,塑造了老扁担这么个人物,但这并不表明池莉完全背离了原有的小市民叙事立场。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张华、徐迪娜、饶庆德乃至聂文彦身上,也是各有各的执着,哪怕这些执着是负面的,作者也着力发掘她们已经被模式化了的形象背后的人性褶皱,在那些小小的褶皱里微言大义出人生、世界的复杂性来。
此外,借小说叙事者之口,作者也多次反思自己的写作: 难道我悔改得还远远不够?早年,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声称自己是小市民,当初可能还有一点使气;后来可是真的了,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惟恐小得不彻底。
民间处处,真是藏龙卧虎啊!我轻浮浅薄,小觑他人,也算自取其辱了。……我是小市民,就好好地生存在市井之中吧,好好地靠劳动过活吧;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战而胜……
这样的反思与其说是背离了池莉原来的写作立场,毋宁说更是一种老扁担式的坚守———在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写作的可能和44
限度之后的坚守。具体说来,池莉不再拘泥
于武汉小巷和俗世男女的狭小空间,而是终于将眼光放高,注目于广阔时空中的慈悲人性,所谓的“大世面”: 奔跑了万千里,蓦然觉出,自己还是走在自己的小路上,绊倒自己的,都是自己的无知。不过,若与这无知有了一次邂逅,人也就会平添一次无言之省:原来语和言、文和字,与真实的风雨霜雪相比,风雨霜雪更是一种大世面。在小说写作的艺术方面,《托尔斯泰围巾》是有诸多可挑剔之处的。小说中总是不时以叙事者口吻出现大段议论、抒情和感慨: 人的外在形状,是命运安排的,没有地位,没有钱财,没有事业成就,那都是由不得人自己的;惟有人本身的内容,可以自己决定。人本身的内容,主要是志与气;有志可以帅气,有气可以帅体;这便是为什么有些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人,有时候,你冷不丁一看,他毫无内容,一无所有;而一个老扁担,你冷不丁,便看见了他的一身威严,凛然不可侵犯;这就是他有内容了。这么一想,老扁担在花桥苑几年的固执几年的坚守几年的辛苦努力,都得到了解释。老扁担不仅仅只为讨一口饭吃,他还要表达他正直不苟的立身,要守护他作为人的自尊;他要向花桥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知错即改的人,是一个有道德廉耻的人;如此,他也自然就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一面。这样的评说不是无来由的。将老扁担与“人”、“命运”、“志气”、“威严”、“道德”这些“大词”直接联系起来,看得出作者借此升华主题的初衷,但在小说已经有了那么多坚实的细节铺垫后,却在关键处这么放任主观随意介入小说的人物塑造中去,还是有点急了。比起当年的代表作《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来,在文本的厚重性上,《托尔斯泰围巾》呈现了某种下降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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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方方的作品系谱里,新作《出门寻死》和她之前的作品《风景》、《落日》是有着某种内在连续性的。三篇小说共同探讨武汉市井生活中的生死悲欢,只是着眼点各各不同。发表于1987年的《风景》以一个死去的小孩子作为叙事视角,“既有人世间的争夺和倾轧也有市井生活的温暖,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几年后的《落日》里,作者的笔触更见冷峻,“《落日》中,则没有一丝温情。利害的算计压倒了④在人伦,即时的快乐取代了亲情”。《风景》、
《落日》对人性透视的逐步深入趋势中,《出门寻死》却呈现了一个稍稍偏离的姿态。首先,如果同样从题目看起,《出门寻死》不但与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也与方方自己的作品走了一个相反的路线。不像《风景》、《落日》等标题内在的隐喻意味,“出门寻死”虽然对涵括整个小说来说非常恰切有效,但无疑是一个较为直白和写实的题目。
以知识者的悲悯和超越目光观照广阔时空中芸芸众生的哲与思是方方之前作品的一个特征。生死问题一直是方方执着思考的。《风景》中以死者小八子为视角描写家庭成员的活着与死去,《落日》中祖母的生死问题如何鉴照出由贫穷、狭隘和自私导致的亲情的困境,都曾构成当代文坛足够深刻的记忆。
就故事的表层来看,《出门寻死》延续了《风景》和《落日》这一“生与死”的主题。在表达家庭成员间的冷漠时,《出门寻死》中的何汉晴甚至遭遇了与《落日》中的祖母类似的尴尬。在《落日》中,当祖母试探性地问孙子: 成成,太最疼你,你说是不是太死了你们过得还好些?
孙子成成的回答是: 太,莫说得骇老百姓。要我讲呀,死活都差不多的。实在想不开,长江也没盖盖
子,江边也没得警察守着不让去。就怕太一看,好大的水呀,骇不过,又跑回来了。……孙媳妇汉琴更是不耐烦: 快点唦,尽讲个么事。死就死咧,莫听说想死还征求别个意见的。
《出门寻死》则有着相似的场景,只是人物分别置换成了媳妇、婆婆和小姑。 何汉晴说,我是活得不耐烦了。
……婆婆说,长江上没得盖子,铁路边没得警察,厨房里有刀,药店里有药。挡别的挡得住,挡死是挡不住的。
(小姑)建美又笑,说,我嫂子呀,走到江边,一看,咦呀,这好的江水,死在里面会搞脏的,跳不得;走到铁路边,一看,咦呀,轧死了我是小事,这不是害了别个司机?这撞不得;回到厨房拿起刀,一看啦,砍缺了口子,明儿过年婆婆剁肉刀子不快了,这用不得,最后跑到药铺里,一看,死个人买药还要花这多钱,鬼才买它。嫂子转遍了汉口,硬是找不出个法子让自己死。但如果说《风景》和《落日》尚有作者极富知识精英气质的诉求,《出门寻死》则着眼于对“好死”与“赖活”这一话题的辩证处理。下岗女工兼家庭主妇何汉晴为家庭尽心尽力地奔波操持,但公婆和丈夫等非但不领情,反而对她极尽冷嘲热讽。“出门寻死”因而成为她挽回自尊、向家人的冷漠示威的一种方式。但小人物想发脾气,动静都是有限的。经历了一番极富戏剧化的“寻死”之途后,何汉晴发现“寻死”不过是她小小的、客观上有点表演性质的一次奢侈,最终她还得回到那个遍地都是“芝麻”的生活现场。
相形于《托尔斯泰围巾》,《出门寻死》在艺术上要完善一些。小说写得饱满鲜活不说教。“憋大便”和“捡芝麻”的隐喻内涵精粹鲜明,贴切传达出人物的日常处境;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武汉的底层生活风貌、延续了“汉味小说”传统,也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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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在何汉晴身上,更是依稀交织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
)的现实困窘、)的“生》福贵(余华《活着》活着”哲学、张大民(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
)的乐天知命,这几可令何汉晴成为新生活》
一代底层小市民的形象代言人。
平心而论,这篇小说如若出现在80年代“新写实”小说勃兴之际,或是出自当下其他作家之手,也许都会令人欣喜,但作为方方的新作,这种欣喜多少要打点折扣。因为,问题的另一面是:在文坛经历了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合理性论证的文学书写已经成为作家们或自觉追求或有意识规避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出门寻死》透露出的某些信息或许值得警惕。在小说里,作者通过形象的手段罗列了大量底层人的生存之艰,但却没有像《风景》和《落日》那样和所述对象保持一定审视的距离,而是在对人物遭遇和处境给以极大同情和理解的同时,不断地说服人物也说服叙事者完全认同于现实逻辑:
(小吃铺女主人):你既然活到这个世上来了,这个命就不是你的了,你这条命归蛮多人所有。
(何汉晴):爹妈给你一条命不容易,人自己活一场也不容易,随么样吃苦受累都得坚持活下去。再说人活着也不是为自己,一大半都是为别个活。别个都不准你死,你又有么事权力自己去死咧?
(刘建桥):你一个穷人,有么事资格拿死来玩?
(何汉晴):穷人么样?穷人未必连死的资格都没得?
(刘建桥):……屋里现在乱了摊子,一个个都成了无头苍蝇,一大堆的事情等你去做,你以为你死得?
她的确是没有资格去死的。她在这个世上的活还远没有做完。她要死,也得做46
完了这一切才能死。她屋里那一地的芝麻,她不弯腰一粒粒地去捡,又有哪个会去捡?只是她这一腰弯下去,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再直起来呢?
何汉晴想得心里发闷,闷中又有痛。她的心思烦乱,乱中又倍觉忧伤。她觉得好难。想不到活着不容易,死却也难。
我不晓得。我回去,他们一家子都要笑死我,而且我还得在刘家受罪,我活得不舒服。可是……可是,我走了,他们没得我照顾,他们也受罪,他们也不舒服。我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我么样办啦……如何将社会现实的苦难和困窘有效置换到宿命的、伦理的、个体责任的承担这个层面上来,《出门寻死》可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这种成功发生在方方身上,却不由得人顿生遗憾。虽然遵循性格逻辑,何汉晴的寻死之途也逃不脱无功而返的结局,但对照当下中国城乡现实,小说结尾让何汉晴放下了心理包袱,认同并服从别无选择的角色定位,重新承担起很可能是由社会转嫁给家庭的“责任”,未始不是麻痹自我和他人的策略: 何汉晴想,可能人就是得把他这一生该受的累受完,才能去死。或许只有那时候的死,心里就会踏实,就不会像我今天这样左右为难。
这样想过,何汉晴心里就通畅了。人生就是这样呀!
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出门寻死》这一文本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太像是对“分享艰难”式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某种呼应。而以宿命和家庭伦理的方式让何汉晴苦度永无尽头的“烦”和“累”的日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多少像是批评界对池莉的某种指责———对小市民的“温柔的话语抚摸”。
以方方在《风景》和《落日》里的犀利笔墨和对现实、历史、人性的深刻洞察,《出门寻死》呈现出来的这种立场和逻辑,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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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作者有意为之。但,这或许才是更可怕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四
“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在中国大陆出现伊始,文坛即对其抱了极大的期待,这从当年评论界对它的定义可以见出: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
⑤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在这个几乎是对“新写实”小说的“经典”定义中,分别涉及的是两个层次的内涵:1、“新”。在“不同于……也不同于……”这样的句式中树立起来的“新写实”小说被赋予了一些“新”的质素:“新的文学倾向”、“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等。
2、“旧”。“新写实”小说说到底不是无
念———“零度写作”。作为一个舶来品,“零
度写作”在“新写实”小说的具体语境里意味着“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价”,“不作
⑥某种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意义上,“零度写作”之于“新写实”可能更具
效力,能够从写作者创作立场的角度鲜明地将“新写实”与既有的现实主义区分开来。
在这种既“旧”又“新”,既“传统”又“先锋”,既“文学”又“道义”的诸多概括中,一方面预期了“新写实”小说将令人振奋地承担起既有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实验”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创新功能;另一方面也肇始了内在于“新写实”这一概念自身的歧义与分裂,这导致了它在90年代不可避免的分流与变化。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纬度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和近年的社会现实境遇。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处于市场经济运行逻辑的“规训”之下,它极大地改变了由“80年代”的“纯文学”观念塑造出来的文学格局,转而形成了以影视、传媒等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场域”。
文学自然不必是社会现实的传声筒,但近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两极现象、城市下岗、农村破败的现实,却是作家们在自己的写作中不得不考虑的,尤其是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们。在这样的追根溯源中,再次对照池莉、方方2004年的这两篇新作,不免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歧异效果:
1、原有定义中“先锋实验”小说意义上的“新”是谈不上了。80年代形式探索层面上的文学创新在今天即使算不上全然失效,起码也丧失了最初的号召力。如果说《出门寻死》起码在文字的精简和细节的提炼上还有所讲究,《托尔斯泰围巾》中的叙事者则干脆赤膊上阵,直接介入抒情和评论。与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文本相比,“新”在这里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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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对“现实生活原生形态
的还原”虽然“新”,但也逃不掉对既有写实传统的借用,这个传统包括“写实”和“直面”两个特征。如果不算误读的话,随着鲁迅的经典化而广为流传的“直面”一词多少指称了一定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
和“新写实”小说的“新”和“旧”这一话题有关的,还有“后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小说派”等命名。不容忽视的是,在《钟山》杂志的这段描述之外,“新写实”小说对写作者也有着特殊要求,那就是被引入的罗兰・巴特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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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新写实”小说脉络中的池莉和方方
仅意味着当年的小市民们完全无法想像的新的现实困境。
2、“直面”什么?“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期望在这两个中篇里真正成了遥远的绝响。《托尔斯泰围巾》着力发掘底层人民的优良人性,叙事者对老扁担身上的“诚信”、“善良”、“执着”、“尊严”的褒扬以及文中时时流露出对过往江山岁月的向往虽不无“扬善”之意,但在2004年社会的和文学的现实中,⑦多少有些苍白了。而《出门寻死》对当下底层市民生存逻辑的认同,却在客观效果上一方面充当了成千上万在类似境况下辗转挣扎的中国老百姓的麻醉剂,另一方面则通过置换矛盾的方式多少稀释了意识形态领域里官方和民间的对立情绪。
3、即使在“新写实”小说崛起之初,被认
门寻死》则以一种暧昧的叙事逻辑不但模糊
了自己曾经鲜明的知识者信仰,而且暗合了主流叙事,这样一种晦暗不明的写作自然谈不上“零度写作”。
由池莉、方方这两篇新作观之,“新写实”小说在2004年虽然延续了当年的外在表象,却抛弃了内在的骨感,即使像《托尔斯泰围巾》那样的意图鲜明、《出门寻死》那样的笔墨精粹,也尚难恢复曾经的气象和回应当下的现实。□①②③分别见《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中国文艺家》2003年第5期、《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第350—
35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
④蒋原伦:《亲情的困境》,《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1日。⑤《钟山》1989年第3期“卷首语”。
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⑦可资参考的资料:1、李云雷:《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2、左岸网站发起的关于曹征路《那儿》的讨论专题,见www.
eduww.com/zpzt/czl.htm。
为持“零度写作”姿态的文本也并非全然“零
度”,否则也不会有所谓小市民立场和知识精英立场之分。因此,如果说池莉在《托尔斯泰围巾》中的大段主观参与虽已危及小说的艺术品质,但还情有可原的话,方方的《出
书・讯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毛泽东的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作者美国斯图尔特・施拉姆是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本
书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成熟之作。
作者依据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汲取消化新的文献、史料和观念,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作者认为,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理论目标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毛泽东理论活动的基本轨迹,也是把握其思想的主要线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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