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陆定一说话”：谈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

·新闻史·JOURNALISM BIMONTHLY

2012年第2期 总第112期

“用陆定一说话”：谈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

——关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史著叙事

自1978年以来之演变的研究

滕育栋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本文以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中心，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

著作对其的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展现这篇文献是如何进入历史并在其中不断发生的意义转换，以此揭示出“逆溯寻根”这样的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思维是如何影响一篇文献的命运、价值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发现，包括一些新闻史著试图通过突出该文献的新闻学理意义、一些新闻史著通过将该文献作为党的新闻改革在历史中的理论基础来回应当代的新闻改革的要求，这些多元化的写作同样存在。不同的叙述，也由此折射出改革开放中国新闻史研究恢复和发展以来，研究者们的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研究心态和不同的自我期许，而这同样是一段值得关注的历史。

【关键词】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史写作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1978年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恢复和发展，有关“新闻史的写法”的尝试、探究和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相较而言，宏观的立场、方法论等等的思考固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而对新闻史写作中的个案从史料考订、意义重铸、知识考古等各个方面加以探讨，同样不失为一种研究的策略。

本文将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在中国新闻史叙述中“广为人知”的历史文献放置于各类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新闻史著的脉络中，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发掘这篇文献的“遭遇”、“时代命运”及其折射出的新闻史写作的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心态和自我期许，并从我国党报理论体系建立的“逆溯寻根”的做法、新闻改革与新闻史写作和新闻理论与新闻史写作的互相推动三个方面谈谈这篇历史文献给予我们的启发。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处于“历史”之外的历史文献

对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研究，从研究文献的时间段来讲，多见于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9月和10月，都有研究者撰写纪念文章。归纳起来，相关文献主要是从以下视角出发阐发该文的内涵、价值和意义：

第一，将陆文放置于我国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行进之中，围绕新闻定义、新闻真实和新闻本源

[作者简介] 滕育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66

等一系列概念展开内涵辨析。论者们将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对于新闻的定

[1]

义，与徐宝璜、范长江、王中、甘惜分等人为新闻下的定义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与新闻定义密不可分的新闻真实、新闻的本质这些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出现的范畴，

[2]

也是研究者们论述的重心。

第二，沿着党报传统的脉络，重申陆文的时代价值与当代意义。论者在文中重温陆定一有关

[3][4][5]

新闻定义、新闻真实等概念的论述，旨在倡导党在革命时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宣传思想，并期待以此克服当今时代的新闻失实、新闻工作者作风虚浮等病症。

第三，对陆文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形成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对

[6]

于陆文进行反思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针对陆文的历史局限性，诸如机械的主客二元论、阶级

[7][8]

分析论及其对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造成的思维模式展开了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论述的路径、指向甚至立场存在着差异，论者们在认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时，常常分享着一些共同点：

首先，无论是对于新闻定义的直接论述、高扬党报传统，还是对陆定一延安时期的新闻思想进行反思，论者们均将“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作为行文的出发点或者重心，而对于该新闻定义如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该概念为人引用重心的变化、叙述策略的变化、引用语境的变化都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其次，进一步而言，在论者那里，陆定一及其《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其中的内容可以深究、可以阐扬、可以批判继承，而论者们并没有注意到，放眼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书写，该文却经历了一个由隐而显、叙述重心不断变化的过程，并不是天然这般或那般。

归结起来，虽然褒贬不一，论者们的不同观点可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彼“陆”等同于此“陆”，于是，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及其有关新闻学一系列概念的探析，成为了一个“去历史”的过程，成为了一篇“没有历史”的历史文献。

二、历史文献的历史入口：叙述策略与结构

凡是对中国现当代新闻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陆文是一篇“分量极重”的文章。这样的提法蕴含着一个前提，更为确切地说，是蕴含着一个问题，即：这篇文章的价值、地位和重要性“从来如此”吗？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有其基本的内涵，这并非能够轻易地解构。然而，自1978年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恢复以来，该文的命运也并非波澜不惊。在中国新闻史著的创作中，写，还是不写，怎么写，这不仅关涉到后人如何理解陆定一及其新闻思想，更兼及30年来中国新闻史著作者的立场、眼光与自我认识，可以说，这同样是一段值得书写的历史，也是一段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历史。

按照陆定一自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举办的座谈会上的说法，《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初衷旨在“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那么在我们的新闻史叙述中，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及其新闻的定义、新闻真实等一系列概念是如何出场、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本文无意考证出陆定一写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原意，甚至没有把关注重心放在作为写作出发点的延安整风时期。相反，本文尝试着关注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史叙述中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言，“这些被有组织得设计与建构起来的历史叙述，也在重新叙述历史。层层积累的伪史也罢，被重重包裹的外壳也罢，当人们小心翼翼得剥开这些层层包括的历史叙述时，发现这些

[9]

伪史与外壳同样已经成为了过去的历史。”

67

福柯说过，历史叙述中充满有组织的设计和有意识的改写。关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考察，由此也蕴含着三种路径：一是“回到改写之前”，通过对历史文献、回忆录的考察，还原历史语境，触摸陆定一的写作本意，精确地理解文章的内涵。二是立足“改写者”的身份，立足于现实新闻理论、新闻实践面临的种种问题，对陆文进行“时代开掘”，告诉人们，我们党的新闻思想传统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只有坚持这个传统，才能直面现实的诸多困境。三是既不站在历史的“原点”做“文物开采”，也不站在历史行进至今的“终点”“指手画脚”，而是投身于陆文的内涵、价值和意义的历史流变，在一本本中国新闻史对此的静态书写过程中考察其内涵、阐释发展的历史。

本文选择了最后一种研究向度，将从两个方面展开“知识考古”：

（1）叙述策略的考察。在新闻史的写作中，对于陆文的叙述，包含着几个方面的叙述策略的变迁。一，陆文的出场。从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组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80年代早期的几种新闻史著，直至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叙述，陆文经历了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二，陆文的引用。引用文献，自然是历史书写的本职，然而，陆文的在各个时期的新闻史著中的面目，并非整齐划一；三，对陆文的阐释及评价。

[11]

（2）结构性的考察。“书的章节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反映了写作者对写作对象的认知。”在各类中国新闻史的书写中，虽然陆文自出现起，始终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内容并列而置，但倘若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些，便可发现，《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上下左右内容、该文被放置的逻辑方位、该文所处叙述结构的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

[10]

三、新闻史的“加法”与“减法”：进入陆文的历史世界

1、《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出场与亮相

上文已经反复提及，新闻史对于陆文的记载，存在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在1978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教研组编纂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中，非但陆文不见踪影，甚至陆定一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及。该书仅引用了陆定一的《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一文，引文后给出的结论是“党彻底批判了与党性立场完全对立的‘无冕之王’观点，便使

[12]

广大的新闻工作者进一步解决了立场问题，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给了根本性的打击。”这样的写法，与杭州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分别于1962年和1966年内部编印的《中国

[13]

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二书中对陆文的“置之不理”相仿。

在改革开放行进至80年代中期时，由梁家禄等人撰写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和由李龙牧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中，陆文才“出场亮相”。两者的记述方式大体相同：将文章的出版时间、作者、篇名简单带过后，再对其在文中针对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的立

[14]

场表示赞扬。

此后，除去叙述立场、阐明意义或者反思思维模式的不同，叙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才成为每一本中国新闻史著作的“规定动作”。

2、个案中的个案：“陆氏新闻定义”的在历史叙述中的流变

如果我们进入更为微观的层面，当今新闻学研究中，陆文几乎被与陆定一对于新闻的定义等同起来，引述前者，必然要进入后者的讨论。

只要参阅三十年历史中的这些新闻史著作，便可以发现，陆定一对于新闻的定义，一开始并非扮演着一种科学的概念界定的角色，而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替补队员”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梁家禄对陆定一的原文做了如下裁剪：“‘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些，就会犯形式主义错误，还是得不到真实的新闻’，‘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

[15]

民有密切的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谷长岭所著《中国新闻事业史》（1987

68

年）在列举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之后，引陆文如下：“唯物论和唯心论在新闻理论中的一切明确的界限，就是“是否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彻底尊重客观事实，坚持真实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个根本区

[16]

别。”

进入90年代以后，对该定义的引用，越来越多地作者采取了一种“二分法”的策略来尝试着减轻“阶级色彩”。刘家林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闻通史》中，从两个方面来引述陆文：第一，新闻的本源，“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性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在人类在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第二，新闻如何能真实。指出仅仅有五要素是不够的，

[17]

必须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白润生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中也使用了这种“一分为二”：在引述了“新闻的来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两句话后，他立即引用了陆批评唯心主义“性质说”的一些提法。这样的叙述和引用策略，在吴廷俊

[18]

于1999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中，表现为一种“统一论”的提法。这样的提法在2001

[19]

年黄瑚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得到了更为详备的发挥，在由于黄瑚教授参与了2002年出版的、由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相应章节的编写，这样的叙述几乎原封不动

[20]

地出现在书中，可见其已经取得了新闻史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

概念的“历史运动”并没有停止。2007年出版的、由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的叙述是：“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提及该文中对于资产阶级新闻观念的批判。这样的写法为马艺于2007年在新华出版社出

[21]

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论》所继承。

倘若我们回到上文对于陆文出场与亮相的描述，可以发现，出版于前改革开放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隐而不显”的史著叙述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在于在隐去了陆定一的基本信息和这篇著名的文献的写法，这些作品同样以“隐而不显”的力量，奠定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新闻史著引用陆文的用意与取向：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这也提醒人们，从“小心引述”到“大段分析”，再到“以偏概全”，丁淦林、马艺等人在处理陆文的方式上对“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取向的舍弃，蕴含着值得关注的用意。

3、标题与评价：《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上下左右

叙述策略之外，陆文在新闻史著结构中的编排及其上下左右构成的语境，也并非一如既往。虽然并非绝对地前后相继、互为独立的单元，如果对相关史著的结构模式加以比列，我们可以发现历史演进中的几种叙述结构：

1）、革命叙事结构中的陆文。此类叙述结构，最为突出的，为改革开放前后的几部新闻史作品，包括杭州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三部讲义。时风所及，三书的或多或少地引用了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的几篇文章，然而，虽有引文，陆定一的名字、引用文章的篇名却不见踪影，大量的毛泽东同志的话语淹没了对陆文的说明，代替了对陆文意义的阐发。

2）、新闻改革叙事结构中的陆文：从改革的一个部分到改革的理论基础。梁家禄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中为引用陆文的段落做小标题时，独具匠心地使用了“解放日报的创办与解放区报刊的改革”的提法。之后的1985年，李龙牧将相应段落的标题起为“整风运动与新闻改革”。这样的命名方式，固然让人联想到当时国家正在向前推进的各项改革可能波及文本写作的心态，而新闻史著作者在本职研究过程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寄托新闻改革的理想和憧憬，也是不可不察的一个关注点。

3）、党报传统叙事结构中的陆文：从“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大发展”到“党报原则的组成部69

分”。1995年，刘家林在《中国新闻通史》中，为叙述陆文的段落冠以“我国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及新闻理论的大发展”的标题。白润生在三年后出版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中呼应了这样的说法，将相应段落命名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发展”。“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说法在白著出版前后有了新的提炼，王洪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中沿着“党报原则的确立及其影响”的思路，指出：《解放日报》在改版的带动下，结合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和改革中提出的新问题，曾发表十几篇社论和论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报理论和无产阶级新闻观。陆定一于1943年9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文章，对新闻的本源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22]文代表了延安时期新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同样，吴廷俊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一书中，在罗列了一系列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讨论新闻工作的文章篇名以后，将这些篇目体现出的思想归[23]纳为“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基本观点。”将新闻理论的论述的优劣与对党报理论的贡献等同起[24]来，在之后的黄瑚、方汉奇、郑保卫等人的新闻史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发挥。4）、“学理”叙事结构中的陆文：“促进了新闻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和“延安解放区新闻界整风改革的理论收获”。陆文的新闻学理价值，在当今的研究者和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中，可谓一种“常识”和“知识点”。

其实，早在1987年，谷长岭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第九章“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第三节“整风运动中解放区新闻工作的改革”中，把包含陆文的第三目命名为“解放区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基本经验和理论收获。”这样的说法，相较于简单的“新闻改革”的命名，多了一些反思，在理解上可谓更上一层楼。如上所述，如此说法，在90年代以后转向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和“党报理论”，直到2007年丁淦林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才又以“促进了新闻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命名为新闻史著所提及。如果人们忽略了其中的曲折和概念的逐渐丰富，又怎能体会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中的历史意味？

四、用“陆定一”说话：历史文献给人的历史启发

“用事实说话”，这样的提法近年来在学界已经不断受到质疑。如果我们转用其意，结合上文对陆文进行的知识考古的尝试，提出“用‘陆定一’说话”的概括，可能也会发人深省。这篇文献被用作说什么话？见仁见智，本文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的启发：

1、“逆溯寻根”的历史建构法。9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设、发展党的新闻理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建设的重要工作。要建设一套理论，首先必须有一组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葛兆

[25]

光先生指出：“思想史要凸显的是一个需要表彰和阐扬的‘道统’，即一个真理的系谱”。

重读《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作为中共的老党员、曾经担任过宣传干部的陆定一同志对于新闻概念的讨论，不仅符合基本的学术叙述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党的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由一位党外人士或者党内的非专业人士发展出来，这对于一般的政党来说，是普遍的道理。因而，陆定一对于新闻的定义，不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科学判断和语词组合，而必须联系到政党的话语传统和思想传统的建构的历史演进中，才能得其丰富的内涵。

2、新闻改革叙事与两次对于陆文的“发掘高潮”。陆文得到关注是与80年代末和新世纪的两次中国新闻改革的呼声的提出联系在一起的。陆文虽然已经沉入历史，其之所以不断被发掘出来，不断地得到重新的阐释，是与现实的环境紧密关联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者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用心与用力，只要在其中悉心发掘，也是不难体会的。

3、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史著叙事，透过陆文这一“个案放大镜”，呈现出交织并进的样态。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更有价值：第一，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新闻理论的发展是不是扮演着一个推动者的角色？新闻理论界几次有关新闻定义、本源、新闻真实性的讨论，都改变着陆文在新闻史著叙述中的命运。第二，既然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哪怕一篇历史文献的命运都如此跌宕，那么，对于未来，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还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

70

提供多少思想的资源和灵感？说不尽的陆定一，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后，也一定能够取得不尽的发展。

注释：[1]

我国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闻学概论性的著作，都会提到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提出的新闻定义。例如：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研究室在1985年出版社的《新闻学概论》中，将陆定一有关新闻的定义直接作为章节的标题。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研究室：《新闻学概论》[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蔡铭泽：《新闻学概论新编》[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邵志择：《新闻学概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郝雨：《新闻学概论》[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周昭宜：《新闻定义辨析》[J]，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提法广为现今新闻学理论著作所采用。专文论述陆文中的这些概念的有陈坚：《新闻本源论——对三个命题的考察》[J]，载《新闻界》1994年第4期；杨立川：《回到陆定一——关于新闻本源的再思考》[J]，载《新闻知识》2004年第10期。

谢建晚：《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及其他》[J]，载《采、写、编》2004年第3期。

郑保卫：《论陆定一的新闻真实观——纪念陆定一同志诞辰100周年》，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何微：《党风与新闻真实性》，载《新闻知识》1986年第6期。

张骏德：《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重读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J]，载《新闻前哨》2003年第10期。陈力丹：《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J]，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钟颖：《再论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J]，载《新闻知识》2004年第2期。

陈力丹：《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思维模式对后世的影响》[J]，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M]，《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6页。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M]，《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内部发行1978年版，第316页。

杭州大学新闻系：《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M]，内部编印1962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M]。内部编印1966年版。二书既没有提及陆定一，更没有论述《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文字。梁家禄等著：《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梁家禄等著：《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谷长岭等编：《中国新闻事业史》[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4页。

吴著引文处理如下：“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写道：“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有关基本问题，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新闻学观点。文章论述了‘新闻的本源’问题，对‘新闻’的定义作广界定：‘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白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文章还论述了‘新闻如何能真实’问题．既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新闻必须具备‘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的观点，又指出仅仅有‘五要素’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才能写出真实的新闻。” 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马艺:《中国新闻传播史论》[M]，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王洪祥主编：《中国现代新闻史》[M]，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黄瑚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名之“《解放日报》的改版与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改革”，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名之“《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与中共新闻理论的发展”，郑保卫则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中明确指出：“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一直被中国共产党新闻学理论教材所采用。虽然近来不断地有人提出一些补充，但‘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始终是定义的核心。”陆定一的原意是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新闻观，“但不管怎样，陆定一从分析新闻本源入手，阐述新闻必须真实的理念，解决了新闻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中共新闻学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共新闻事件发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M]，《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2]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

[25]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