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美学的“理性”层级分析

古希腊美学的“理性”层级分析

作者：侯夏娜

来源：《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2期

摘要：“理性”是关系到西方古典美学的审美原则的关键词，对理性概念的解读存在多义倾向。论文对古希腊具代表性的美学理论和观点加以梳理，把握理性美的显性特质——客观性、真实性、道德性与和谐性，并进一步探寻这些显性特质下的理性的潜在逻辑。文章试图通过对理性概念的注解，提出古希腊美学中理性特质的层级关系模型，从而使关于古希腊美学乃至西方古典美学的审美活动，在更为完整、多元、立体的“理性”语境下得以实现。 关键词：理性 古希腊 美学 西方古典美学 理性美 和谐美 理性精神层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0)02－0053－04 一、引言

理性(词源为theoria)来自人类的自我反省，本意是一种“洞见”和“观看”。从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到苏格拉底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整个古希腊美学发展进程都一以贯之地传承着理性精神。在古希腊，理性甚至被看作是世界的本质和人性的本质，是被喻为“光”(phaos)或“启蒙”(enlightenment)的人类“智慧”。

理性具有多义性，常作为与“感性”、“宗教”、“知性”、“外于理性”或“反理性”相对的概念，多种释义并存使人难以细腻地把握理性的内涵，并因此吸引了较多的学术关注。文献阅读所及，学界倾向于把理性解读为强调认知本质性和思想整合性的精神活动，这可以说是一种广义上的理解。当把对理性的讨论置于审美的语境下时，我们面临的是关于“理性如何产生美”或“美如何表现理性”的命题。在此，笔者的研究假设是：理性以建立审美逻辑的方式形成一种美学基调，对理性的理解可以从解构这种逻辑入手。

理性是理解古希腊美学乃至西方古典美学的一把钥匙，理性的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影响了美的创造和对美的体验方式。古希腊时期是一个近乎纯粹的理性时代，同时又是一个艺术讨论勃兴的时代，其美学思想开放、完整而有生命力。本文试图以理性为切入点，对古希腊美学思想中的知识性、真实性、道德性与和谐性特质加以梳理，作为对上述命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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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美的显性特质 1.客观性

充分信任并运用理性追求知识和智慧的求知态度是古希腊文明的根本。随着古希腊奴隶民主政体的建立，财产关系取代亲缘关系成为新的价值判断标准，价值观的更新引起精神的洗礼，激发了批判、客观、思辩的古希腊式的思维逻辑。在理性视角下，美首先以一种认知客体的形态出现，美与知识紧密相连。在这种意义上，理性精神是一种求知态度，它使古希腊美学强调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以一种独立思考和平等态度面对美学问题，审美成为探索求知过程的一部分。

理性对存在加以初始设定，是认识的逻辑起点和先验条件。美的定义最初与古希腊哲学对世界本原(自然和社会)的思考直接关联，美作为外在的认识对象被解释。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宇宙论主导了本体论研究，美更多地表现为某种和谐自然属性的存在。在毕达哥拉斯眼中，世界本原是“数”，美是一定数的比例所组成的和谐；赫谟克利特信奉宇宙的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美则在于对立统一的和谐中。苏格拉底透过人审视自身进而认知世界，把客观真理归结为主体的思维、意识，对世界本原的思考从自然本体(宇宙论)逐渐转向社会本体(人本学)。审美标准虽然注重审美主体的功用性和效益性，但总体上仍是强调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外在根源和客观依据。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第一次赋予哲学以方法论的意义，思辨理性的思维模式在思维与存在同一原则下最终得以确立。柏拉图把美学体验理解为形而上的纯哲学思辨过程，从具体的“美的事物”到美的形体、美的行为制度、美的学问知识，再逐渐提升到对“美本身”的提炼和概括——从个别事物的美的归纳到对美的一般规律的总结，对美的研究成为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

西方传统的认知方式相信“世界本身是一个理性系统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的个别细节必须加以理性的规定。他的系统形式是可以被我们获得的，而且它甚至预先为我们准备好和被我们所知晓。”在这种客观论的思维方式下，一切都是可分析的，是主客对立的，人们坚信可通过逻辑推导得出客观规律和真理智慧。在这里，古希腊审美的理性基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学习和推理，而不仅仅是对美的直觉欣赏，个体的审美愉悦建立在对美的知识的分析、思辨中，这种客观的认知倾向成为古希腊美学理性精神层次建构的逻辑起点。 2.真实性

理性美来源于事物的客观认知，更来自于对事物的正确认知。美与真实世界或世界的真实紧密相连。狄德罗曾说：“艺术中的美和哲学中的真理有着共同的基础。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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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符合事物的实际。摹仿的美是什么?就是形象与实体相吻合。”这一论断对艺术的真作了精辟的注解，艺术的真理性取决于内容的真实性，长期以来人们便要求艺术形象和实际物体相符合，要求艺术世界与物理世界相吻合。

在古希腊奴隶社会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独立的价值判断主导了人们的审视和认知方式。古希腊人认为理性思辨具有可靠性，否定感性的直接所得。这种主流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当时的美学观念，以美作为知识是否与外物的情况和状态相符合成为艺术的评判标准。“摹仿说”的文艺理论便是这种以再现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传统艺术的典型体现，这是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奠定的文艺创作基点。

赫拉克利特开启了艺术对自然的摹仿，这是一个以被动摹仿为基调的摹仿思想。德谟克利特则强调艺术对自然界事物的机能摹仿。而苏格拉底把摹仿对象由外形进一步扩展到精神层面(性格、心理、情绪等)。自此，主动的摹仿理论逐渐形成。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摹仿理论。前者强调对理式世界的摹仿，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源和最终的真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理式”，而人类感官所接触的自然是理式世界的幻影。艺术又是摹仿幻影世界的幻影。从求真理的立场上看，他坚持摹仿只有反映了本原存在的“真”才能与人的认识原型相符合，才是符合真理和事物本质的本真世界，这样的艺术创作才是合理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则不然，他把摹仿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肯定生活的真实性。在其“四因论”的前提下，他认为艺术对现实的摹仿是从质料中体现出来的形式，所产生的是与物质同样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产品，是本体的真实。艺术摹仿现实的必然趋势或普遍规律，所以他强调艺术的想像、虚构与创造。艺术的真实是对真实生活中可能或必然现象的创造和超越，因而艺术比现实更具真实性，是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真实。

古希腊艺术的“摹仿论”的发展体现了对美的求知历程，正如后来黑格尔所总结的：“一切艺术的目的都在于把永恒的神性和绝对真理显现于现实世界的现象和形状，把它展现于我们的观照，展现于我们的情感和思想。”古希腊美学的理性基调在这里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逻辑”，要求艺术能够真实、能动反映现实生活，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或揭示一种真相，是在对事物客观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接近认识的清晰性和可靠性。 3.道德性

在整个古典时期，从柏拉图以来的思想家们就一直强调，较之于内在的、心灵的、灵魂的美而言，外在的、感性的、物质的、形式的美是极其逊色的，更高层次的审美愉悦应建立在精神及道德之上。从古希腊到欧洲的启蒙运动，显示善恶一直就被当作文艺的职能。知识与道德是古希腊审美理念中进行艺术认知和评价的两翼，“如果回溯到希腊，我们将会发现，美和艺术之间毫无关系”。“理性”作为感性的对立面，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在审美中则是一种道德的逻辑，表现出一种关于“正确”和“合理”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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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人眼中，“美”(beautiful)与“好”(good)是同一种东西。“美”的外延较宽泛，不仅可以描述事物的形状、色彩、声音，也可以评价制度或习俗。把伦理道德作为精神之美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观念意识上的审美原则。对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都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普遍的关注，从而在思想观念上形成了一种肯定的趋势。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人认识自身本性的知识，“认识”实际上是指人对自身的理性本性的觉解，而理性的最高目的就是善。就审美而言，特定事物的实际效用影响了人的美学判断，“一切既美又善的东西，都是联系着同一的目的以成其为既美又善的。”这里的“善”指有用、有益，实际上包含了形而上和实用两个方面。柏拉图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想，把“善”作为活动的目的和评价人们活动是否有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也赞同“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宿，是美和艺术的最终目的。但在文艺价值的评价上，虽然两者都是从社会道德责任感为基准，见解却迥异。柏拉图他认为真、善、美应居于一体，艺术描摹现实中偶然变幻的影子，不但不能指引我们到达真理，止于至善；而且会使人们产生“哀怜”、“感伤”和“诙谐”的情绪，这些非理性情景不利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道德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艺术宣泄、平衡情绪，并获得情感净化和精神教化，完整地维护了伦理道德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

把道德纳入精神之美，实际上反映的是古希腊社会普适的道德准则和个体行为之间某种内在的统一。随着个人利益被直接统一到社会利益之中，政治生活、道德精神也渗透到个人生活中，成为集结个体精神的共同纽带，个体只有在全体公民的共同旨趣里才能找到自身的意义。从而，审美便成为实现道德教育的一种形式和渠道，艺术形象的内在素质所体现的是社会群体共同的情感意识、是正义、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在此思想影响下，西方古典艺术中的“美”普遍具有一种“泛知识化”和“泛道德化”的倾向，作品所蕴含的社会职能或伦理道德已成为人们认识和判断其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道德的理性基调反映了审美认知从感觉、视觉范围逐渐上升到更高级的心灵、精神层面，由个体对事物的客观性、真实性、具体性的求知倾向，转向社会体系中的合理性、统一性和普遍性规范的明确。 4.和谐性

当艺术要求审美客体实现知识、真理和道德的三位一体时，多元的美学特质有待进一步加以艺术地融合，使之成为比例合理、关系恰当的有秩序整体，实现多样的统一。人们追求理想型的审美特质，此时，理性的审美求知上升为理想化的和谐之美。从古希腊到近代，“和谐是西方古代美学的主潮，和谐是覆盖整个西方古代历史的美学范畴。”

宇宙(cosmos)这个词在古希腊包含着“和谐、数量、秩序”等意义。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宇宙的原理，他认为弦上音乐的节奏即是横贯宇宙和谐的象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黄金分割”理论是典型的美的量化法则。但和谐不只表现在形式的构造，也深深表现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情调与律动中。赫拉克利特就认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重要”；德谟克利特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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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度”去获取“恰当的比例”。当把“和谐”置于感性形式与深刻精神内涵的相融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以“合”为“和”。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的是“美的事物”与“理式”之间的契合，“美的东西”因为获得了“美本身”(理式)，从而在认识观念上与抽象理式世界相“合”。亚里士多德则突出人们在现实世界经验感知中的“和”，是指事物的形态与事物本质属性之间相吻合。他还指出，艺术的和谐则是通过各个元素有条不紊地安排，营造出层次感和整体感，从而展现“秩序、匀称与明确”之美。

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及理想人格的基础。要达到这种“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执中”和“中庸”。极强烈的情操在更强毅的理性的意志(善)统率之下，不偏不倚，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协调个性中的各个方面而达到人格和谐，实现理想与情感的升华。 在整个古希腊美学的发展进程中，和谐美经历了由外在向内在、由显性到隐性、由物性到神性的观念转变过程。和谐的美学理想表现出一个等级制的单一世界理想，作为一种审美基调及人生理想，和谐的理性特质代表了古希腊人对秩序的诉求，为行动寻找稳固中心的渴望，从而影响着整个古典时期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理性，既是和谐的内核存在，也成为人们的行为依据和存在状态。

三、理性精神的层级关系

当我们明确了理性美的属性，我们面临的是如何进一步厘清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的课题。笔者认为，既然审美是美的客观属性和人们的主观需求之间相契合的寻求过程，那么理性美的上述四种特质也应是以人的基本需要为审美内驱力的。审美活动是对自我的精神超越，引领人们走向真、善、美的统一，实现人格的完美境界。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美的潜力是人的主观审美动机，审美活动的内在机制决定了理性美的客观性、真实性、道德性与和谐性特质是与人的精神需求特质同构的，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梯级关系。具体而言，理性美的特质之间存在着从自觉向自主、有形向无形、物质向精神、由个体向社会、由实用到理想的隐性脉络。在相互重叠又相互区别的复合关系作用下，各理性特质以满足“匮乏性需求(知识)——成长性需求(真理、道德)——跳跃性需求(和谐)”的逻辑实现了理性精神的超越性。

人们以一种自觉求知的态度去体验客观世界的美，并通过对理性真实的探求延续理性客观，由此而表达出对真理的热爱。这种求真情结融入到古希腊人的艺术创作、科学认知问题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使审美体验也上升至道德层面。当艺术以知识、真理和道德的多元方式体现时，理性精神与审美追求相融合，人们获得审美的幸福感。在幸福感过后，审美个体陷入存在价值的虚无中，审美的需求空间被进一步扩大。审美活动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牵引，即对一种更强大更美好的满足感的追求直至一种自我肯定和超越的境界。理性的和谐特质正是反映了这种审美的理想状态，是从有限的审美认知到无限的审美愉悦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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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活动中，较低级的审美需求往往出现得较早，与客观世界及人的心理需要关系较密切，在后一较高层级的审美需求充分显露之前，较低的需求需要得到适当的满足。也就是说，理性美的上述四种特质在审美中的作用是随着人的需求而相对突出的，是以一种渐进变化的曲线模式存在的。在审美进程的不同阶段，依层级次序表现出优势作用。

理性精神孕育了西方文明，并发展成为人类所共有的优秀精神遗产。在今天的中国，对理性精神的思考以及对和谐境界的追求，早已超出了文艺审美的范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和谐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是与客观、真实及道德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