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赏析

《窦娥冤》赏析

跑沙

元杂剧的创作、演出之目的，本来很大程度上为着愉悦观众，故元杂剧往往重视唱词的优美精致与插科打诨的诙谐效果，甚至在折与折之间穿插诸般歌舞杂耍，作用仿佛今天的篮球宝贝，在激烈紧张的比赛中娱人耳目，以调节观众的心理，并使比赛本身更具游戏的性质。尽管某些内容游离剧情，有时会产生淡化情节甚至削弱主题的消极作用（如《琵琶记》中赵五娘“琵琶上路”，弹些行孝曲儿挣钱追荐公婆，净丑却当着她的面脱衣脱袄，“蒿媷”一番，博取观众哄堂，大大冲淡了剧情的悲伤意味），却成为元杂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究其起源来说，元杂剧与传统的负有载道功能的文学样式不同，它是娱乐性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元剧最佳之处，往往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元人作剧，“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这是元杂剧的一个重要特色。但由于元朝一大批优秀作者的涌现，他们既具高超的创作才能，丰富的人生阅历，又往往有满腔热血，一身傲骨，困顿偃蹇一生而不忘情于尘世，故元曲中依然相当多并相当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的矛盾。这一类作品中，又以关汉卿《窦娥冤》最为突出典型，最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窦娥冤》取材于汉以来民间广为流传的东海孝妇故事，而具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描写流氓无赖无恶不作，横行乡里；贪官污吏昏庸腐败，吏治废弛；善良百姓遭欺压凌辱，无处申诉，而世事之荒谬乖错，可见一斑。偶然性的情节，反应出造成这种冤案的必然的社会原因，其深刻沉痛之处，使《窦娥冤》在元杂剧中标然秀出，光采灼灼。而尤须注意的是，与现代着力表现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学不同，关汉卿于作品所要反映的矛盾无意于夸张渲染，他只是如王国维所说，“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这一点，不但不足以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的价值，相反，使作品显得更为真实，也更为深刻感人。

接下来具体分析作品：

楔子非常简洁地交待了故事的源起开端。窦娥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

;.

.

尽管剧中“读尽缥缃万卷书”云云，不过是元曲中写书生秀才的套话，不无夸张，而窦天章在剧中也并未表现出如何了不起的学问才干，但他是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则无疑问。窦天章因家境贫困，忍痛把窦娥卖给蔡婆作童养媳以抵偿债务。窦、蔡双方关系的描写，是颇为真实，颇有分寸的。作者很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于此处，我们很能体会到元曲“自然”的特点。作者没有把蔡婆写成强夺民女的黄世仁，蔡婆的出场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也是戏曲小说中常用的套话，但还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蔡婆的性格，她虽“家中颇有钱财”，以放高利贷为生，而并非穷凶极恶之人，虽好利而并非唯利是图之辈，只是一名老实本分，但求生活安乐的普通市井妇人。窦天章欠蔡婆四十两银子无力偿还，她见端云“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欲娶她作媳妇，虽不无趁人之危之嫌，也是市井人物正常的心理，与恃强豪夺者不同。事实上，端云到蔡家后，蔡婆对她也是颇为疼爱的，两家的关系中，确有温情脉脉的一面，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因家贫而以女抵债，在窦天章来说，毕竟是一桩难堪而且难过的事儿，所以他难免有“这哪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的牢骚。他临走时嘱咐窦娥的一段言语，面面俱到：肯求蔡婆看觑女儿，告诫女儿小心在意，表明自己的万般无奈，真是写得舐犊情深，催人泪下。

剧中人物的取名则是戏剧化的。天章者，天章云锦也。端云义含祥瑞，本皆美好之事物，而此后其人命途多舛，受尽磨难冤屈，则是谁之过欤？

第一折，戏剧开始展开情节冲突。

赛卢医因欠蔡婆二十两银子，无钱还债，便起歹心，将蔡婆骗至荒郊，欲行凶杀人，恰遇张驴儿父子，救下蔡婆，得知蔡婆家中只有婆媳二人守寡，便欲乘机霸占婆媳二人，谋夺家产。

赛卢医是个行医为生的江湖骗子，其绰号纯用反讽的手法，是杂剧中常用的搞笑手段。卢医原指战国时名医扁鹊。他人称赛卢医，医术如何？他的上场诗有两句：“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让人哑然失笑。医术既如此，又无医者该有的济世救人之心，到常有为非作歹之念。他欠蔡婆若干银子，被催逼不过，便顿生恶念，“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写得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到底是什么主意？原来不过意欲行凶杀人而已。如果说赛卢医还不过是骗子无赖，因被债主催逼才偶起杀人之心，则张驴儿父子两个，就是彻头彻尾

;.

.

的流氓恶棍了。驴儿一名，讥其是畜牲也。有人猜想，张驴儿是以蒙古人章闾为原型。元朝把百姓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权，故行凶作恶，肆无忌惮。张驴儿父子，实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此说自有道理。在纲纪败坏、法律废弛的社会，泼皮无赖混帐横行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水浒传》里的没毛大虫牛二之流，人见人怕，更何况有一等二等人身分背景的泼皮？

这一折中，窦娥的性格也得到初步展现。前人解读窦娥，常强调窦娥的反抗精神，大可不必。固然，窦娥不是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但要看到窦娥反抗现实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才能把握其真实的个性。窦娥的性格两个词可以概括：本分，善良。她是一个弱女子，不过是一个有原则，有教养的弱女子，而非中国的美狄亚。本分者，规矩也，知其所当为，知其所不当为也。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严格按照儒家礼教的标准处世作人，是理所当然之事。她自幼与父亲分离，卖入窦家作童养媳，十七岁结婚，丈夫随即去世，年轻守寡，她遭遇悲惨命运，虽忧愁悲苦而能坚强面对，“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半是相信灾祸命中注定，一半是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结果。从一而终的观念在她心里根深蒂固。故尽管她孝顺婆婆，而当婆婆许诺改嫁时，她坚决不从，甚至出言讥诮，言辞锐利。（窦娥讥讽婆婆的唱辞，还包括了戏曲中无处不在的搞笑因素，如“梳着个霜雪般白髢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之类，这一类唱词须从元杂剧本身娱乐性的特点去理解，勿谓是窦娥尖酸刻薄也。）面对张驴儿的威逼，也绝不屈服让步。反抗的力量与其说来自她刚强的性格，不如说来自她根深蒂固的节操观念。在她的节操未受到威胁时，我们看窦娥实在是一个柔弱多情的弱女子。这一折窦娥出场唱的几支曲子《点絳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写孀居女子的愁苦忧思，细腻缠绵，皆是绝妙好辞。像《点絳唇》：“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元曲白话版，《混江龙》“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圆月色挂桩楼。”几句以乐景写哀情，因心情悲苦寂寞，故良辰美景，触目伤心，是传统惯用的手法，而以口语出之，愈觉动人。《油葫芦》追述自己伶仃孤苦的身世，自伤自怜，黯然泪下。但柔弱善良的窦娥不知道，她一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

第一折中，在关目上还有个小小的破绽。窦娥卖入蔡家是七岁，过去了十三年，应是二十岁；据窦娥交待，是十七岁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则似是刚结婚丈夫就死了，守寡三年，刚好也是二十岁。但据前文蔡婆交待，则是窦娥成亲之后，不上两年，儿子害弱症死了，媳妇守寡，又早三个年头，则窦娥应近二十二岁了。以关汉卿之才，在并不复杂的剧情中出现如此明显的漏洞，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王国维的观点，元曲“以意兴之所至

;.

.

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在第二折中，戏剧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

张驴儿因窦娥不肯随顺，趁蔡婆患病之际，妄图毒杀蔡婆，霸占窦娥为妻。谁知阴差阳错，倒药死了自家父亲。张驴儿扬言告官，想迫使窦娥就范，窦娥不愿屈服，遂一同见官。糊涂太守桃杌不问情由，屈打成招，酿成冤案。

楚州州官名桃杌。桃杌者，梼杌也，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是食人凶兽。以民之父母而以食人凶兽命名之，殊失官体。桃杌的上场诗云：“我作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兼写其贪婪与玩忽职守。而下文审案一段，只写其糊涂，并未实写其贪婪。须知这算不得破绽，而只是因戏曲与小说有不同的特点。至于州官见告状者而下跪，称之为衣食父母，当然是情理所无之事。戏剧中多有此漫画式的笔法，引人发笑之余亦令人深思。而后文桃杌动辄逼供，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且只凭口供，一审定案，不复三推六问，其法律之野蛮，制度之疏漏，官员之草菅人命，就的确是写实的了。

以桃杌为州官命名，与赛卢医、张驴儿同意，关氏要控拆的是整个社会。故其取名往往符号化，用以指称一类人。换言之，在当时社会，无医不是赛卢医也，无官不是桃杌也，无流氓恶棍不是张驴儿也。是类型化的写作，个人的性格不是写作的重点。即包括窦娥亦是如此。盖当时无良善百姓不可以遭受冤屈也，遭受冤屈者无不面临毁灭之命运也，危如累卵，战战兢兢，正是当时百姓平民的生活写照。窦娥的反抗，也更多不是在于展现窦娥的性格，而在于表现善良百姓的愿望。

蔡婆把张驴儿父子接回家中管待，甚至有意下嫁，虽事出有因，仿佛也不完全是被动的。作者这样安排，而并未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动机、原因，这也是由戏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盖戏剧虽是写实之作，因限于体裁，固不能如小说之模范现实，纤毫毕现，而重在写意传神。我们可以理解成情节的需要，如果不是蔡对张驴儿的

;.

.

父亲不无情意，则下文推让羊肚汤，误杀孛老的情节就无由生发。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娥唱《贺新郎》一段：“一个道你先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云云，则不无作者自泯痕迹之意。所谓裁就天衣浑无缝，莫把金针度与人也。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内容的需要，盖赛卢医惫懒，张驴儿恶毒，桃杌昏愦贪婪，蔡婆糊涂软弱而水性杨花，则举世坚贞清白者，固唯窦娥一弱女子也。举世坚贞清白唯一窦娥，是何世道也，有一坚贞清白之窦娥而必遭毁灭之命运，是何世道也。而不管作者到底是何用心，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并未显得牵强、不合情理，并未违反生活的真实。要之自然二字，实乃元曲最根本的特色，读者不可不知。因其人情物理，自然贴切，故其文章词翰，亦本色当行。如此一折中窦娥唱《斗虾蟆》，王国维大为赞赏，谓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这种极为口语化的作品，在其它时代的文学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折，全剧矛盾发展到高潮。

在第二折中，窦娥遭受严刑，抵死不愿招认，因其胸中有浩然正气也；而为救婆婆，又不惜自污，以其心中有满腔柔情也。对赃官恶棍则金刚怒目，对婆婆则菩萨低眉。大孝大义，至刚至柔，方是窦娥。英诗人萨松有句云：“我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斯窦娥之谓也。

描写行刑场面，是全剧的高潮，不但情节矛盾到窦娥之死趋向尖锐化，这一折唱词，如繁弦促调，风雨骤至，也是全剧中最为悲悼爽俊者。《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没来由、不提防六字，写尽在黑暗社会中，平民百姓生活的缺乏安全感，举步遭戮，动辄得咎。动地惊天，写冤屈之深，写反抗之强烈。《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日月喻君临天下的皇帝，鬼神喻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吏，官者牧民，为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是其本分，反而成为残害百姓的凶手，窦娥呼天抢地的哭喊，实是对黑暗社会提出的最有力的控诉。《倘秀才》、《叨叨令》、《快活三》、《鲍老儿》数曲，则银瓶乍破，铁骑突出之间，夹入间关莺语，幽咽泉流，《倘秀才》、《叨叨令》写窦娥临刑之前尚顾念年迈的婆婆，“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孝心拳拳，令人泪下，《快活三》、《鲍老儿》写窦娥与婆婆决别，既自伤身世，又劝慰婆婆，善良美好如此，却不得善终，本身就是对罪恶社会强烈的控诉。至窦娥罚下三桩誓愿，反抗趋于高潮，“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绝无可能之事，一一得以实现，与其说是浪漫主义，毋宁说是表现主义。感天动地的“感”与“动”，实是关汉卿与天地对话的具像

;.

.

化，他希望天地遵循公理正义。从作者与观众的主观意图看，桃杌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作家必须给观众留下一个释放情感的渠道，留下一个“长吁”的空间，如同郑板桥《沁园春》里写恨：“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第四折写窦天章一举及第，官授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终为窦娥洗涮冤屈，报仇雪恨。这个结尾本身并不高明，如前三桩誓愿，仍是人民大众良好愿望的反映而已。到是窦天章的身分及翻案的过程颇有意味，令人深思。以窦天章承担平反的责任，当然就戏剧形式来说是人尽其用，顺理成章之事，但窦天章以父亲的身分为女儿平反，好像也暗示了作者并不相信清官的存在；窦天章必须身居高位，势剑金牌，先斩后奏，才能为女儿平反，仿佛也表明作者并不相信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之必然。换言之，如果窦天章不是与当事人有特殊的关系，如果他不是手握大权，这桩冤案可能有昭雪的一天么？显然对于大多数含冤者来说，是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如此安排，实可见作者对于元朝吏治腐败黑暗的重重疑虑，他在剧本时可以一浇胸中块垒，报仇雪恨，大快人心。但面对牢不可摧的现实，只怕关汉卿也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