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0年代农村合作化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曹金合

【摘 要】In the process of over 50-year study in cooperation novels large amounts of data have been accumulated,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further study of the cooperation novels, taking the research commentary, research category, deficiencies and potential research space as a cut-in point by means of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 net and on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screening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accumulated data.%合作化小说在5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积淀下大量的研究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类、分析、甄别、总结，借助于中国学术期刊网，可以从研究概略、研究类别、存在的不足及潜在的研究空间等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的视点对合作化小说进行研究的研究。 【期刊名称】《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28)005 【总页数】7页(P91-97)

【关键词】合作化小说;研究概略;研究类别;研究空间 【作 者】曹金合

【作者单位】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274015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7

一、研究概略

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由于与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小说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纠缠不清，再加上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等地域文化被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压抑和遮蔽，以及人们对它先入为主的方针政策的附庸和传声筒的主观印象，导致人们忽视了对文本内部审美异质因子的分析和阐释的不良局面。本体地位的忽视和单一的政治评价标准的确立使合作化小说的研究，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文学自身的时代语境中也难以借他山之石的镜像重新寻绎铁板之内的叙事裂缝，建立合作化小说的本体美学。直到90年代中后期，人们才开始以客观冷静和辩证理性的学术态度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作历史与审美的双重评价，在历史、政治、文化、审美的多重视域中重新打量并发掘其新的美学价值。在文学史范畴内解构与建构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实现了“众声喧哗、多语和弦”的学术争鸣场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唐小兵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及《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吴培显的《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吴秀明主编的《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王文胜的《在与思:“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思潮新论》，周志雄的《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郭冰茹的《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贺仲明的《真实的尺度》，程文超、郭冰茹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朱国华的《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王一川的《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修辞论阐释》，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

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及《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丁帆、王世诚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程光炜的《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66)》及《重返历史之地——中国50—70年代文学研究》，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这些学术著作借助于叙事学、修辞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系谱学、后现代的解构理论及文化研究等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在“人文主义思潮”大讨论的背景下重读或重评一度遭受冷遇的合作化小说，重新回到十七年文学发生的历史场景，发掘文本自身所包蕴的多重话语的开放性空间和异质文化构成的审美张力。

在“重写文学史”的90年代语境下，编纂者打破传统的一体化的僵化思维模式，而采取“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主客观相互融合的方式，以历史和审美的同情态度，还原了合作化小说以内在精神、结构形态和价值功能的稳态性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与平衡的本来面目，按照“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客观评价标准，比较公正地评价了合作化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90年代中期之后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为例，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提出由于后来的农村政策的调整和改变而带来的如何评价合作化小说的价值取向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认为应该从政治标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要求的真实性标准、艺术审美的标准、作者的创作态度等四个方面综合考虑并评价合作化小说的优长与缺陷，认为柳青的创业史尽管存在着局限和缺点，但“仍不影响它成为那个时代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历史最好的长篇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1］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除了在概述部分介绍了有影响的中短篇合作化小说，还在单节中重点评述了柳青的《创业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通过“自由活泼、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丰富性的表现形态来稀释、

冲淡文本的政治因素，发掘其在边缘的文化形态下蕴涵的富有民间生命力的艺术基质，用“民间文化形态”和“民间隐形结构”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概念重新诠释了小说《山乡巨变》、《锻炼锻炼》以及电影剧本《李双双小传》，“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民间艺术的隐形结构”开辟了合作化小说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新的阐释空间。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通过合作化小说的当代形态概述、赵树理的评价史及山西作家群的介绍、柳青的《创业史》的形象塑造及论争等点面结合的评述，论证了在十七年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新文学“一体化”的全面实现过程。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是迄今为止给予合作化小说最为全面评述的一部文学史，在中短篇小说概述中作者总结了合作化小说文化审美的特点，认为由于政治意味对文化意味的遮蔽导致了“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服从统一的模式，相互之间的文化审美差异性就淡化以致消失了”［2］。在几部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史中对刘澍德的《归家》和康濯的《水滴石穿》的艺术探索作了公正的评述，并对孙犁、李准、周立波、赵树理及其追随者的中短篇小说单节进行了重点介绍，在长篇小说一章中对《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的横向对比中纵向梳理了史的发展脉络。可以说，在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所有教材型文学史，都以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在深入挖掘合作化小说的审美基质和文化内涵的同时，抱着历史的同情的态度还原了被政治的釉彩遮蔽的艺术价值蕴涵。 二、研究类别

合作化小说的研究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底蕴上借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切入文本重读的视角，打破单一理论形成的壁垒森严的界限以及唯我独尊的霸权局面，形成了吸纳百家之长、相互融合的综合理论与意蕴丰富的文本内涵相平衡的和谐局面，理论与文本的激荡相长形成的良性互动的学术氛围为新世纪的合作化小说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学术平台，使合作化小说的研究在多元化的宽松语境中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主题学、叙事学、人道精神、话语理论、评价争鸣、个案研究等都成了研究合作化小说的热点和关键词。因此，围绕综合研究、叙事研究、主题研究、人物形象研究、评价标准研究等五个方面，研究者借助个案研究对目前合作化小说的研究类别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学术效果。

第一，综合研究。对合作化小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视角或者从自我身份、心理原型、女性意识、乡村风景等综合的角度进行立体、全面的分析研究，研究对象的丰富驳杂和意蕴内涵的悖谬含混都注定了单篇论文是无法承担综合阐释合作化小说的任务的。因此，综合研究集中在硕士、博士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战淑华的硕士论文《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的再认识 》和闫薇的博士论文《1950—19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研究》。战淑华受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启发，认为文学的不确定性使话语自身具有弥漫的特征和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因此作者运用整体思维和客观方法进一步开掘和阐释合作化小说的多义性，以综合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政治视野中的合作化小说”、“历史视野中的合作化小说”、“文化视野中的合作化小说”［3］三个角度重新解读和认识、评价合作化小说的独特价值。闫薇综合运用叙事学的互文本理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本理论、巴赫金的狂欢化、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弗洛伊德的心理情结、女权主义理论、传统文化观念等东西方理论观念，对合作化小说的写作立场、日常生活、问题妇女、英雄塑造、中间人物、历史记忆等各方面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以期达到理论与文本的契合与互释;认为农业合作化小说有着浓重的悲剧品性和多层面多角度的文化意蕴，具体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写作立场错位、与‘历史文本’互文的文献价值对审美价值的覆盖、日常生活神圣化的陌生与狂欢效应、乡村传统文化的固守与瓦解、社会主义新人的英雄崇拜、‘中间人物’的恋土情结、问题女性的女性意识缺失”［4］等方面。

第二，叙事研究。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因此借助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用叙事视

角、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叙事裂缝、叙事张力等一系列的术语名词，融合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形成的新叙事学作为解读合作化小说的理论武器，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不过，由于研究者彼此的知识储备不同、学术思路不同、切入问题的视角不同、艺术感悟的程度不同，导致了即使面对同一个研究客体也难免出现见仁见智的结果。刘骏的硕士论文《合作化小说的话语策略》以带有价值规约性的叙事话语理论作为切入合作化小说研究的突破点，对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从政治权威话语、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等三种话语形态的表现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她认为“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在合作化小说中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话语形态。怎样突出和强调政治话语，遮蔽、压抑和扭曲历史话语与人性话语，这就是合作化小说的话语策略”［5］，并结合文本对政治话语的神圣化叙述、对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的扭曲化表达、对人物话语的去势与整容等三个方面的叙事话语策略作了详细的阐释和论述。合作化小说的多种话语的对抗和互渗必然会在结构的失调与矛盾中造成叙事的裂缝，政治话语、人性话语、历史话语的价值蕴含的悖反张力必然显示出主流话语自身的虚伪，由此造成价值判断上的矛盾。因此，蔡世连认为话语的失衡造成的叙事裂缝具体体现在“小说文本与现实这个大的社会文本的对比参照、互相解读中呈现出来”、“文本之间的互相矛盾和否定中体现出来”，“同一文本明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对立话语”［6］等方面，由此造成了互相颠覆和消解的反讽式的艺术效果。居学明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爱情叙事的话语修辞》中运用叙事话语理论，以政治话语和爱情话语如何运用话语修辞方式尽可能地实现各自的意图为切入点来研究合作化题材小说。他认为政治话语对爱情话语的压抑与规约采用了“躲避和冷淡即‘无性化’操作的方式剥夺爱情话语的出场机会”，或者通过“丑化与批判反动分子的淫乱行为来表明政治话语的严正立场”［7］，并通过鲜活事例的解读阐释话语修辞策略的艺术效果。通过个案解读的方式，曾金华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例论述了十七年农业合作

化小说的叙事张力，认为“政治话语叙事与民间话语叙事之间”、“日常风物的描绘与乡村现实秩序构建之间”、“革命话语与物质话语之间”［8］，由于不同的价值规约和建构的目的造成了相互冲击、对立又融合统一的深层结构张力;惠雁冰以《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为例论述了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深层结构，认为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在文本表层的政治意义秩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意义秩序。这个意义秩序以‘诱惑’与‘抗拒’、‘斗法’与‘救赎’及‘丑角’与‘莽汉’的叙述方式潜伏在文本底层，守持着传统小说的艺术魅力”［9］。惠雁冰和任霄从“负重”到“从轻”的叙事美学角度阐释《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小说的反史诗结构、反阶级斗争叙事、注重乡土文化展现与关切小人物情爱命运等种种创作特征都显示出这是一部具有精神独异性的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从“社会本质秩序的断裂”、“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与“乡土意识的复苏”三个方面改写了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从而使“文学的政治负重在乡土光烛的辉映下，以审美的生活的方式运作起来，显现出一种纤巧轻盈的美感效应”［10］。

第三，主题研究。运用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视野对合作化小说的某一主题进行宏观把握或者微观分析，使主体与客体相互拥抱融合、理论与文本彼此互证阐释、理性与审美之间激荡交汇。在“开口要小、挖掘要深”的学术选题规则的指引下，合作化小说的主题研究在价值多元的开放语境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人文关怀和日常生活的小叙事成为主流的历史语境中，女性关怀、女性命运、婚恋叙事、家庭叙事、创业叙事等个体化的自由欲望和物质追求成为合作化小说主题研究的显学。赵伟的《芳菲下的遮蔽——合作化小说女性命运探析》，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清理合作化小说中的宏大政治和男权意识对女性命运的遮蔽，还原历史的真实，总结了合作化小说主要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女性积极分子形象、否定女性形象和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认为“突出和强调女性的政治性，创造女性解放的神话，遮蔽、压抑

和扭曲女性的真实生活和本真生命的呼唤，成为合作化小说塑造女性形象的突出特点”［11］。这涉及到如何看待和评价合作化小说中的女性在走出家庭闺阁的狭小空间、走向合作化的生产劳动的广阔空间所具有的女性解放的价值意义问题。在这方面，曹金合在《妇女解放的乌托邦— —合作化小说中的妇女解放内涵剖析》中认为，在女权主义理论和人性话语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仍是男权意识与极“左”政治合谋压迫下的附庸和第二性，只有妇女解放之名而无妇女解放之实的神话，在女性意识的匮乏、妇女形象的改写和负担的加重等方面成为不攻自破的肥皂泡。特别是“不顾女性的身体素质、生理特征的高强度劳动竞赛当然不是女性解放的题中之义，它只是在性别紊乱或者说两性性别区别模糊化的特定语境中产生的违背人性和人道观念的疯狂举动”［12］。女性的解放和主体意识的匮乏或张扬通过男女两性的爱情和婚姻叙事将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合作化小说的爱情、情爱、婚姻叙事作为研究的主题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这方面代表性的硕士论文有《50—70年代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分析》(于树军)、《论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婚恋叙事——以创业史为中心》(刘芳波)、《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居学明)等。于树军从叙事学、女性主义、修辞学等多重维度对50—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经典进行深度挖掘并对其政治文化蕴含作出了阐释，认为在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男主人公形象大都是无私忘我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们只热衷于革命事业，而其情感世界往往处于匮乏和缺失的状态;而女主人公形象对‘新人英雄’的大胆追求虽然凸显了一定的女性意识，但实质上，她们是作为‘新人英雄’的一种映衬而存在的”［13］;刘芳波以《山乡巨变》、《金光大道》、《艳阳天》、《三里湾》、《创业史》等长篇小说和若干中短篇小说为典型个案，分析阐释了文本中的婚恋叙事是如何表现政治主题的，主要从“礼赞新时代的婚恋特征”、“婚恋叙事的政治指归带来的弊病”和“探析形成这种叙事方式的原因”［14］三个方面论述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婚恋叙事;居学明从“书

写内容、结构模式、话语修辞、文学史意义”［15］等四个方面对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爱情叙事进行研究。建构在政治爱情基础上的家庭也形成了有别于从“五四”到解放前夕形成的出走或回归模式，从新的家庭关系的建立和新的家庭形态的出现形成的家庭问题入手切入合作化小说，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阐释途径。李春艳的硕士论文《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家庭问题》从“有别于传统的家庭形态”、“塑造了全新的爱情观”、“解决了‘五四’以来女性解放尚未解决的问题”［16］等方面分析了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家庭描写所具有的特点，认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意志向家庭和个人的渗透与表达，迈出了国家现代化、家庭现代化、个人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此外，由于生产所有制的变革引发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和创业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有杜国景的《论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创业叙事”—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和林细娇的硕士论文《“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述》。杜国景从个人创业主体与历史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开掘中总结出关于财富的道德训诫方式，认为“创业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特有的叙事话语，它促成了中国农民由个人创业主体向创社会主义集体大业的历史主体身份的转换”［17］。林细娇从“合作化小说中的土地问题”、“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各阶层农民形象的特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叙述特点”［18］等方面分析阐释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作家个性的坚守与丧失进行了独到的反思。

第四，人物形象研究。合作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依靠民间的文化意蕴滋养形成了或幽默风趣的谐谑性格，或卡里斯马人物的庄重性格，他们所具有的浓郁民族文化特征和审美内涵冲淡了政治文化的规约所形成的单面文化性格，支撑起了从美学和文化的视角阐释合作化小说的艺术天空。因此，从合作化小说的诞生起，对典型人物的新旧问题、中间人物的评价问题、新不如旧的原因问题，每一个学者根据自

己的价值标准作出了不同的研究和评价。综括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大致围绕三个方面进行阐释。首先，人物形象的类别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林霆的《从“牲口迷”到道德楷模——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饲养员叙事》和郭元刚的《论50—70年代合作化题材小说中“老农”形象的变迁》。林霆认为饲养员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面形象弥合了现实与政治要求之间的裂痕，因为现实“特别需要一种不以现实物质利益为行动准则的高度道德化的人物，以一己之力担当起弥合私心与集体利益之尖锐矛盾的任务。这样，高度政治化的道德楷模式的饲养员形象就应运而生了”［19］。郭元刚认为在50—70年代合作化题材小说中，“老农”形象经过了一个不断被重新想象和重塑的过程。与“新人”有血缘关系的“肉身之父”(其身份为老一代农民)逐渐退隐，而在新时代里负责“新人”精神成长的“精神之父”则越来越凸显其重要地位。“并从‘父亲’的在场与缺席”、“位置的转移”、“主体的降临”［20］等方面论述老农从“被疗救”者成长为“疗救”者，并最终被招募/改造成为臣服于意识形态的主体。其次，人物形象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多，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典型人物都有十几篇甚至几十篇论文进行详细的分析与阐释。以梁生宝为例，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篇名中输入梁生宝，发现从1960—2011年有43篇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张钟的《怎样评价梁生宝形象——对严家炎同志〈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提出的几点商榷意见》、《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吴中杰、高云的《谈梁生宝形象的创造》，徐文斗的《论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上)——〈柳青研究〉之一》，李晓卫的《试论柳青的文学典型观——对〈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反思》，李勇的《国家话语之中的传统叙事轨迹——〈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民间豪杰气质》等论文。最后，人物形象的评价研究。对人物形象的评价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评价实际上已拉开了帷幕，尽管开始并

没有将先进人物(卡里斯马人物)与落后人物(中间人物)进行有意识的对比评价。比如严家炎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中认为梁生宝“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21］，并以“三多三不足”质疑梁生宝形象的典型价值。相反，他在《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中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22］。这实际上是打破以思想先进的单一政治标准评价人物后，研究者敏锐地发现了合作化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新不如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原因的探析最有说服力的是蔡世连的《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新不如旧原因新探》，他从文艺社会学和人类心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合作化小说的带头人，认为这些形象之所以显得单薄，原因就在于“原型与情结的匮乏”并“割断了与历史文化的联系”［23］。

第五，真实性评价研究。由于农村政策的调整改变，使合作化小说反映的农村生活和人物事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价值取向和艺术真实问题。合作化小说先验的政策图解与人为的美化和伪饰，如果用“艺术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的镜像论作为标准来衡量，很显然能得出合作化小说反映生活的虚假性和浮夸性的结论，但如果抱着历史的同情的理解态度感同身受特定的历史语境对作家艺术创造的制约、在夹缝的纠结中所进行的艺术的探索和创新，就会有别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从而对合作化小说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述。因此，对合作化小说真实性的研究一般都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做出符合事实的评价。粟多桂在1985年针对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写下了《历史的真实与“左”的错误倾向——对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思考》，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正确地认识生活与作品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又同时要定性、定量地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所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24］。对许多人以“不合历史发展规律”为由否定合作化小说的真实性现象，贺仲明在新世纪进行了全面的反否定，从真实的具体层面出发写了《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一文。认为“文学本质真实

的最基本内涵，应该是在于它揭示出了生活表层背后的复杂和深邃，而不是在于它是否合乎某种历史规律。那些与‘历史发展规律’相悖逆的作品，只要具备了对生活和人性复杂深入的表现，完全也可能获得它独特的本质真实”［25］。杜国景对贺仲明评价合作化小说人性论和本质真实的观点做出了修正，在《论50至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想象》中认为评价依据“不应是‘真’与‘伪’，而应是与现实的接近程度”［26］。在2004年杜国景又采取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历史谱系学的方式，将合作化小说自诞生以来各个阶段的评价标准及发展变化作了纵向梳理，写下了《农业合作化小说历史评价综论》一文。从“功利期待:合作化小说诞生初期的历史评价”、“想象的审美实现:新的意义秩序建立后的合作化小说评价”、“阶级斗争:对合作化小说叙事张力的阅读期待”、“秩序的崩溃与理性的回归:作为一种文学史范畴的合作化小说评价”［27］四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合作化小说的评价历程。范家进则从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极为丰富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入手，以人性的价值和人文的关怀展示制度成本下乡村人物所遭受的心理与精神创伤，并以《创业史》、《山乡巨变》和《三里湾》为个案写了《互助合作的胜利与乡村深层危机的潜伏——重读三部农村“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一文。他意识到乡村主人公在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受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种种意味深长的震撼与裂变，并认为“这些在当时被遮蔽和掩盖的创伤和皱褶将在历史的演进中潜伏下来，转而成为社会机体上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忧隐痛。小说因此获得了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28］。 三、存在的不足与潜在的研究空间

合作化小说借助思想解放的东风和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用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视角辩证地分析和阐释文本中的情节、人物、结构、思想所包含的意义价值，回归学术本体的心态所作出的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价，更接近研究客体本真的面貌。但在研究中受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也有一些不

足之处。具体体现在:第一，研究过粗，心态过浮。汗牛充栋的合作化小说支撑起十七年文学的半壁江山，上千部文本的丰富矿藏竟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合作化小说的专著和断代文学史，这是在史的宏观研究上过于粗疏的典型症候。从中观研究来说，对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研究只集中在少量的几篇中，阐释和过度阐释的研究现状也是研究过粗的表征。从微观研究来看，个案的分析阐释仅仅集中在所谓的经典作品上，经典作品的人物分析又集中在所谓的在典型环境中塑造的典型人物身上，对所谓的次要人物不愿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领会并挖掘其所蕴涵的审美价值和意义空间，这也是研究过粗的又一特点。第二，低水平重复，相互抄袭。合作化小说研究进入新世纪成了显学，许多研究者在浮躁的心态支配下，不顾自身的学术涵养与研究兴趣，对既有的研究成果采取改变几个字词或者颠倒顺序的方式实现了“换汤不换药”的拼凑与改装，有的则干脆赤裸裸地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而大言不惭地据为己有，反映了学术的失范。兹举一例存照:刘芳波的《论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人物性格塑造类型化》和田传刚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模式化探析》，论文不仅题目非常类似，而且内容几乎完全一致，都是将合作化小说的人物分为先进人物、反动人物、中间人物、贫下中农，并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只不过个别字词及顺序略作修改。现将两篇论文的第一段摘引出来，以供参考。刘文的开篇是“性格是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任务之一，性格鲜明与否是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作家重视塑造典型人物性格，当代文学艺术长廊留下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也有，如《创业史》中梁生宝、梁三老汉，《艳阳天》里萧长春等。单个来看，梁生宝等不失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但综合分析，发现他们存在着类型化的性格，本文试就这一现象展开分析。”［29］田文的开篇“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塑造得典型与否是评价小说好坏的重要指标。作家重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当代文学艺术长廊留下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农业合作化小说也不例外，如《创业史》中梁生宝、梁三老汉，

《艳阳天》里萧长春等。单个来看，梁生宝等不失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但如果综合比较分析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人物形象，会发现存在雷同，本文试就这一现象展开分析。”［30］

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绝非到了类似现代文学三十年研究那样人满为患的地步，而是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供挖掘和开垦。第一，阅读原始期刊，还原历史现场。通过对《人民文学》、《火花》、《收获》等杂志刊载的合作化小说的现场阅读，可以开拓研究视野。许多作品只有放到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串联形成的网络中才能准确发现它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意义，这种历史的中间物的意识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的契合会使许多过去习焉不察的学术生发点浮出历史的地表。第二，版本的校勘与比较，勘察作家的写作心态。作家在合作化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承担着知识分子、体制内工作者甚至国家干部等多重角色，使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为了政治宣传教育的应时任务不得不采取半自动或命题式的写作，紧跟时事对方针政策的图解和演绎又面临着被改变的政策抛弃的尴尬与悖论。因此作家在期刊上发表作品之后，往往在编辑集子时要增益或删除不合政治话语要求的部分，这就出现了版本的校勘问题。对版本的修改有些是从艺术性出发，为了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或者使情节结构更加合理，但更多的修改是为了紧跟时政的无奈之举，其中蕴涵的作家在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的犹疑矛盾心态非常值得研究。这方面只有柳青、赵树理、周立波、浩然等有限的几个经典作家的个别版本修改问题引起了关注与研究，大量的版本校勘工作还处于休眠状态。第三，关注细部研究，发现有意味的情节。合作化小说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大量的形象单个分析比较单薄，但可以采取归类的方式从细部挖掘同类形象的共性进行分析和阐释。关注大量的经典作家的非经典作品和非经典作家的非经典作品，从细节处入手分析有意味的内容和形式，也必将开拓出大片的处女地。第四，吸纳新的理论，转换研究视角。不同的理论提供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必将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审美效果，使同一研究对象的意

义蕴涵在新的理论烛照下呈现别样的风采。如从叙事伦理或伦理叙事的理论阐释合作化小说在人民集体伦理与个体自由伦理，国家伦理与精英伦理、民间伦理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必将打开别有洞天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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