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空间社会认同

■吴茜

［摘要］后真相时代的认同主要发生于网络空间，是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冲突表征。个体脱

离整体性社会，如陌生人、异乡客般游荡在互联网空间中，表面上个体通过网络事件以情绪宣泄对结构性权力宰制的不满，实则是为个体身份的存在、个体的主体性意义寻找合理的空间。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空间认同生产机制主要以观点、事件的象征叙事与符号表征传递情感，并通过在场网络空间与缺场网络空间中集体组织的权力制度、互动规则、惩罚机制等内化认同。后真相时代的认同往往以抵抗性认同为主，以情感性而非制度性群体组织为认同的主要内化路径。由于身份的多元性，个体认同具有流动性、情绪性、多元性等特点，解构了现实社会的制度性认同，使得个体间、个体与群体间疏离且不信任，从而引起认同的异化。面对后真相时代社会认同的异化，需要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双重路径，为个体寻找多元认同的制度出口及精神的情感归宿。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社会认同；现代性；网络空间［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9）03-0057-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牛津辞典将“后真相”（post-truth）

在总统选举中的政治现象而提出的新概念[1]。“后真相”一词最早由塞尔维亚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提出，意为“情感代替事实”，喻指水门事件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以建构的事实召唤公众情感来代替真相。2004年，拉尔夫·凯斯

选为年度词汇，用以阐释“情感代替事实，进而影响舆论”的政治现实，是评析2016年特朗普

［收稿日期］2019-02-10

［作者简介］吴茜，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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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phKeyes）在《“后真相”时代：当代生活中的不诚实与欺骗》一书中，将“后真相”一词泛化用于大众日常生活。人们出于印象管理、出于利益获取的实用主义出发点，普遍使用“撒谎”的手段。谎言不仅在日常社会呈现共时性蔓延，同时更呈现出历时性的文化习性生产。在初级社会化层面——家庭教育，母亲为了更好地管教儿童，大量使用谎言。儿童在长大后，也将再次重复母亲的习惯；同时，在社会化的重要单位——学校及职业团体中，为了更好地进行印象管理并获取奖励，人们倾向于用谎言粉饰前台。谎言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从习惯成为惯习，并以其工具的实用性代替价值的正确性，使美国社会处于道德伦理的灰色地带。后真相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韦伯所认为的现代性特征，即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以实用主义作为社会道德的替代性价值功能。从这些研究著述中可以总结出后真相时代具有的几个特点：信息的编码层面，以符号的主观建构现实代替符号与现实的拟态同构；信息的传递层面，以观点的流通代替事实的流通；受众解码层面，以情感代替理性，以个体的多元身份意义代替社会结构下整体的价值意义；媒介尤其网络空间是后真相时代主体实践的主要场域，媒介行动同构并生产着社会现实。后真相时代或许反映的正是西方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个人情感与欲望替代整体性的价值与意义，社会的结构性权力被多元性身份文化的意义所解构。政治与权力变得日常化、流动化、游戏化、肤浅化，并以媒介为表征，通过符号的建构塑造多元的个体身份；更以媒介为生产力，生产着新的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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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概述

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作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文化特质，是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2]。文化特质下的社会认同往往与社会角色相连，认同赋予主体角色地位，主体在角色之下开展行动，并获得社会归属感。曼纽尔·卡斯特将认同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identity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institutions）所配；第二种是拒斥性的认同（resistanceidentity名化的位置的行动者所产生的，），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以抵抗制度性的压迫；第三种是计划性认同（projectidentity能获得的文化材料，），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种他们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借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2]。每一种认同的建构都会导致不同的行动导向。合法性认同塑造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行动者，行动者以整体性的价值与意义为主导，如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而产生公民社会；拒斥性认同以社群、部落的方式抵抗制度性压迫，抵抗社会对群体的污名化，如少数民族群体、宗教群体、同性恋群体等；计划性认同生产意义的主体，这种生产以日常生活为主，根据认同的意义完成个体向主体的转变，并将此社会化。根据曼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理论，社会认同从宏观的民族国家一步步走向微观的个体生活实践。社会认同的路径包括结构制度生产的合法性认同，群体、社团、部落建设的拒斥性认同，以及意义形塑生活经验，建

设个体的计划性认同。

在社会认同理论（SIT）中，Tajfel与Turner（1986）则对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做了区分，认为个体认同是基于人格变量所做的个体间特质的区分；社会认同是由社会类别（category）决定，个体根据个人的社会特征与他人相区分，形成个体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理论中，个体认同起源于群体成员间的关系，群体成员倾向于通过群体内的积极认同及群体外的区分比较来提升群体认同，继而提高个人的自尊水平。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个体变量通过群体函数，根据群体所属的社会类别、社会比较、积极区分等，完成个体普遍性的社会认同[3]。因此，从社会认同理论中，可以抽象出几个研究维度：由社会认同、群体认同至个人认同是认同从宏观到微观的建构路径；社会类别、社会比较、积极区分是构建群体认同的重要模具；群体内偏见、低群体消极认同是群体认同的负面效应及抵抗动力；重构社会类别，重新定义社会类别的群体属性，与优势群体争夺权力是弱势群体重新构造社会认同的创造性方式。社会认同理论将认同研究从个人拓宽至群体，进而与社会相连接，认为群体认同是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的重要中介变量。

从以上认同理论中可以看出，曼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理论关注广泛社会意义之下的社会认同，尤其强调集团、社团、部落对拒斥性认同的影响，对基层社会的大众力量有所偏爱。社会认同理论更注重群体对认同的形塑，结合了欧洲认知心理学派与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研究路径。而基于两种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探讨后真相时代的社会认同构建中，个人、群体、社会的认同如何通过网络相联，意义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空间社会认同|吴茜

如何在网络空间中流动并召唤主体，网络空间的认同如何重构现实的社会认同，又将对现实社会认同产生怎样的影响将成为本文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社会认同生产机制

（一）网络空间（intenet）形塑社会认同后真相时代的社会认同以网络空间为主要实践场域。网络空间一词诞生之初，可以视作是互联网技术通过电脑、主机构成的节点所连接而成的网络。信息技术不断进步，其概念内涵也不断延展。网络空间既以一系列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同时又是这些技术综合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网络空间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网络空间是技术意义上的数字化信息流动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是一种文化交往空间[4]。因此，网络空间既是作为经济基础而存在的物质载体，也是作为上层建筑而存在的精神空间。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及结果[5]。网络空间从由互联网构成的技术场域转变为更大的空间隐喻，无论是现实还是网络，所有周转的节点，包括场所、场景、集体、个人都通过技术被囊括进网络社会。网络空间由初始的技术空间不断延展成为文化空间、资本空间、政治空间，其不仅是一个技术客体，更是主客体相融合、主体与主体相互照见的交往空间。刘少杰将当下社会的空间结构分为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主要指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地区）、在场的网络空间（即以真实的身份，为了某种目的进入网络空间并形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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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交往）、缺场的网络空间（即大量个体以匿名身份进入的网络空间，是流通的、脱域的空

间）[6]。后真相时代中这三种空间形态交织于

社会实践中，以网络空间为主导，在相互作用中生产社会认同。后真相时代对应的是个人化、散沙式的现实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群化、情感化的网络社会结构。个人依据网络空间媒介化的实践，表征并生产着社会现实与社会认同。网络突破了认同的群体边界，使得意义更为流动化、脱域化。换言之，后真相时代更近似于高度现代性的时代。个体因为缺少整体性认同的规范指引以及价值依托，成为散沙似的异乡人、观光客，倾向在互联网空间中寻找位置与情感寄托，并在事实与观点难辨的网络事件中发挥个体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发挥并不总以价值为主导，更多时候是基于个体的实用性、功利性、现实性等因素，便于重新计划社会认同，为个体谋求有利的生存空间。后真相时代的“事实”总是变化的，或许就因为其并不以价值为主导，而更多以个人身份意义及利益为导向。价值的内涵变化有限，意义及利益却可以随着任意微小变量的更改而变化，而个体的认同也就处于瞬时化、流动化的状态。

（二）基于观点与情绪的网络社会认同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的社会认同首先依托于事件的观点，而非事实与真相。观点与情绪背后隐藏的是个人的身份意义，这种身份意义在现实整体性社会中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在网络空间中借观点与情绪生产并传播。网络空间的主导性的范式是欲望、情感、幻象，最具传播力的观点往往是情感幻象的隐喻和表征。观点隐去后台，通过符号建构为普适性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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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以召唤主体的加入。在传统的在场空间与在场的网络空间中，经验存在着群体与个人的边界，群体与群体的边界。在这种空间结构中，观点是制度化、结构化的输出，是传统集体组织模具的塑形，而基于身份多元性的主体意义则处于遮蔽状态。在缺场的网络空间中，制度与结构被网络的空间扩散性所平面化。匿名的、缺场的网络空间打破了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之间的边界，使得观点得以在网络空间内流动。在匿名的网络空间中，更具有传播性的观点，是祛除了个人在场经验的观点，是祛除了基于知识与理性的个人思辨性的观点。观点所激发的情绪、偏见、区隔大于事实和真相本身。普适性的感官经验较个人化的理性经验更诉诸于情绪，更便于打破群体、个人的边界，形成情感体验的共振。因此，后真相时代依靠观点、情感的传递所召唤的主体，必然是基于情感认同的主体。情感认同是缺场网络空间社会认同的表征，隐藏在情感认同之下的则是多元化意义、多元化利益诉求的个体身份认同。这种个体的多元身份认同往往被现实社会的整体性认同所遮蔽，在后真相的缺场网络空间中得以表达。由于个体身份意义来源极为多样，主导性意识形态往往让位于基于文化多元性以及身份流动性的多元意义解读，因此基于网络空间象征形成的认同虽可以强化身份的意义，但同时形成了社会认同的流动性、偏见性、区隔性。

（三）观点的象征与传递召唤认同主体观点的叙事是符号的组织性建构，是社会存在及社会类别表征的生产性表达。网络空间的观点以生产情感、欲望为原则，符号编码表现为故事性、情感性、情绪性等普适性的情

感体验以降低流通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区隔。此外，网络空间的符号叙事同时表征着文化的集体记忆。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将自身经验代入集体记忆中，对符号编码进行二次构建，从而生产出与个人身份相匹配的故事类型。网络空间观点的象征生产往往平面而片面化，便于打破结构性、制度性因素，通过情感性、故事性、感官经验性的情绪解码对主体进行召唤，以形成广泛的想象共同体。

观点的生产通过网络空间的符码表征，如图片、表情包、视频、文字等，借助网络的技术载体与时空塑形，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场景、场所、集体组织间传递，最终到达于个体，完成意义的传递。此外，“意见领袖”作为社会化传播的重要节点，对观点进行生产与扩散，分配社会认同。受众对观点进行感性化、情绪化的解读，从而完成社会认同的角色代入与主体意义的召唤。网络空间的时空塑形是即时的，基于观点生产的情感传播速度远大于基于理性与事实的“印刷域”的传播速度，所以更易形成偏见的社会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性媒介缺席，甚至为大众主导的网络空间所设置议程，致使理性事实缺席。同时，以大众多元身份意义主导的网络空间通过形成偏见的想象共同体从而与合法性社会认同进行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共享大于信息本身，信息所能体现的权力抵抗与身份表达大于事实本身。

（四）集体组织内化社会认同

基于观点的认同表征主要通过观点源、意见领袖等节点进行初级分配，召唤主体的身份意义，受众通过对事件与观点的传播完成意义的确定，而集体组织则形成社会认同表征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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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及意义的内化。传统网络缺场空间的集体组织是现实社会的结构性塑形，这样的集体组织往往伴随着权力制度，权力制度影响着意义的解读及分配的方向。集体组织的成员通过对集体的认同及意义的权威性解读构建自身的主体意义，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主体的存在方式。而对网络空间的社会认同表征再分配，个体往往寻找基于情感认同而非制度性认同的集体组织作为认同内化的模具。这样的情感集体包括基于血缘、学缘、地缘、业缘、趣源等现实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群体，也包括缺场网络空间中的匿名集体组织，如贴吧、论坛、小组等[7]。无论是结构性还是网络空间匿名性的集体组织，都存在着权力结构，权力将影响意义的消费和分配。集体组织成员通过观点的网络空间表征机制，包括文字、图片、视频、表情包等分享情感认同。同时，通过节奏性的互动、情感性的表情符号来强化情感认同。集体组织成员以情感发泄作为社会认同的出口时，都不可避免地形成社会比较，认同“我群”的优越性，强化情感认同的偏见。这种偏见还形成一种社会区隔，使得个体进一步排斥与自己的集体认同相左的“他者”，从而产生基于不同身份意义的社会认同相互间的对抗。

四、后真相时代网络社会认同的转变

（一）认同生产机制的转变是社会结构化的转变

认同生产机制的变化隐藏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后真相时代是高度现代性社会结构的表征，而后真相时代的认同则是整体性价值认同式微下迸发的个体多元身份意义。生产认同的主要场所由现实向网络虚拟空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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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认同的路径由整体到个人变为由个人到整体，再由被动到主动。认同的因素也由确定性的价值变为个人多元的身份意义与利益。在后真相时代前，主导社会认同的空间场所是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以及在场网络空间。在这样的秩序内，结构性、制度性媒介载体，整体意义的象征机制及集体组织是社会认同的主要实践场所。以理性与价值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在场空间、社会认同的类别由制度结构生产，并规制制度性权力中的主体角色，且身份意义与社会角色也由制度性权力所规定，身份与角色中往往存在着权力的宰制关系与权力施受的主客体关系，并在关系中注入整体性的价值与意义，以形成合法性认同的共同体想象。传统社会在场空间的合法性认同象征机制由制度性媒介所承担，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媒介系统。合法性认同的意义往往诉诸精神、心灵、彼岸等。整体性价值通过符号表征诉诸理性与心灵，再通过集体组织包括家庭、学校、教会等初级社会化群体及职业团体等次级社会化群体加以内化，并成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即由制度结构、群体到个人的认同路径完成合法性认同到计划性认同的主体塑造。而社会制度性结构所遮蔽的多元身份认同是后真相时代认同的重要形式。后真相时代所对应的社会状态是整体性结构让位于多元性结构，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让位于感官的欲望幻象，社会认同的超越性价值让位于基于多元身份的文化意义。后真相时代社会认同的主要实践场所就是网络空间，或者说是缺场的、匿名的、个人化的网络空间。象征机制通过情感欲望的叙事，选择解码成本最低、最接近大众的网络空间进行传递。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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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构性价值意义变为情感性观点、故事、对话。表征由具有理性神圣意义的文字、符号、行为变为承载欲望的图片、画面、宣泄性语言。这样的叙事中包含着社会类别的表征，并在事件与观点中激活个体的身份意义形成认同。此外，网络空间中的集体组织逐步制度性组织成为内化意义，形塑主体的重要渠道。

（二）抵抗性认同对抗合法性认同由于结构性力量的压制使多元意义的个人身份在现实经验中处于遮蔽状态，因此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认同以抵抗性认同为主，旨在通过颠覆、重塑结构性认同，为个人身份的合理存在争取空间。传统在场空间的认同以合法性认同为主。合法性认同基于制度结构性之下的共同体想象，个体规训于制度性权力。而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的社会认同以抵抗性认同为主，是大众对长久压制个体的制度性权力的抵抗。抵抗性认同的社会类别来自多元的身份意义，网络空间尤为注重表达压制性身份意义的象征叙事。这种身份意义来自结构性权力中长期处于被宰制的一方。身份意义的叙事往往包含着二元对立的结构，如精英与大众、男性与女性、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等，是对结构性身份包括阶层、种族、性别、职业等权力规则的重构。因此，往往呈现出反智、反权威、反精英、民粹主义的特点。网络空间通过标签化、刻板化、情感化、故事化的叙事激活被压制个体消极的个人体验与集体记忆，召唤被压制主体的身份意义以形成解构权力秩序的社会认同。个体经由包含着观念的叙事召唤，参与到有关身份意义的重构性表达。以戏谑、谩骂、游戏的狂欢方式生产着对传统在场空间结构性制度及结构性身份的抵抗话语。

此外，个体还通过结构性身份的抵抗性重构，重新定义社会类别的身份属性，以达到创新社会认同，提高群体身份与群体价值的目的。

（三）缺场与在场集体组织共同内化认同后真相时代的认同主要通过网络匿名空间生产，继而再通过在场的网络空间慢慢重塑现实社会认同。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认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那么后真相时代的认同是自下而上的重构创新过程。传统在场空间与在场的网络空间意义的内化主要通过制度性的集体组织塑形，包括初级社会化发生作用的家庭、学校，也包括次级社会化发生作用的教会、职业团体等组织。集体组织解读象征，并依照集体的权力阶梯、制度规则使得意义在集体组织内部传递。同时，集体组织还依照象征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组织成员通过对规范的遵守，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象征的行为方式，使得意义进一步内化。最为典型的便是基督教。基督教将上帝、彼岸、博爱的观念通过因信称义、预选说等象征叙事，圣像、十字架等物质表征，教会团体组织以及礼拜、圣餐、祷告、忏悔等行为方式将观念内化为教徒的日常生活。而在缺场的网络空间中，内化意义的现实群体组织仍然存在，同时也存在着网络空间的虚拟集体组织。这些社群不仅包括缺场网络空间的贴吧、论坛、小组，而且包括在场网络空间基于社会现实结构所建立的集体组织。与传统在场空间依靠制度结构及整体价值的社会认同不同，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空间社会认同以情感为基础，认同的集体组织也是个体情感的发泄口。制度性在场集体组织往往以传统价值塑形，且由具有身份资本的群体个体引导意义的流向。当个体从在场集体组织中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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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同时，便会转向以情绪凝聚的缺场网络空间以获得情感认同，强化个人的身份意义。在后真相时代，在场网络空间与缺场网络空间的集体组织共同塑形社会认同。个体的情感认同若主要来自传统在场空间以及网络在场空间时，个体对现实结构性群体的认同得以强化，会更肯定现实结构，增强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凝聚。当个体的情感认同主要来自缺场的网络空间时，就会导致个体与现实社会集体组织的疏离，与网络空间陌生的“他者”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也就使得社会构成更为散沙化。而无论是诉诸现实还是虚拟的集体组织，情感性而非制度性都是个人寻求认同的基点。

（四）认同的冲突导致认同的异化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认同冲击现实社会的合法性认同，多元身份意义冲击整体性价值，加之个人身份的流动性与多元性，使得现实社会的个体处于斗争与戒备的状态，促使传统价值愈加式微，需要寻找一条凝合整体性价值与个人身份多元意义的途径。后真相时代对应的社会构成是多元结构、流动性强的社会存在。个体随着生存轨迹的变动，身份意义的来源也极为多样化。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意味着身份及认同的社会类别的单一及稳定，象征倾向于宏大叙事，社会类别可囊括大多数个体。而现代社会中，个体的阶层、教育、职业、地域等均处于流动的状态，即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的流动的网络社会，这也就意味着个体的身份意义流动化，社会认同也就处于漂浮变动的状态。现代社会中，整体性的价值被微观的、日常的、漂浮的多元文化意义所替代。基于阶层、民族的革命性叙事被微观的、弥散的、随时转换的日常政治所取代。同时，在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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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网络空间象征叙事采用的符号多义性对应的社会类别的多样性，使得个体的身份代入也随时发生转变，更促使网络社会的认同流于情绪性、多样性。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空间社会认同是一种基于情绪表征，实则为重构认同价值的，与网络空间的“他者”所结成的想象共同体。情绪性社会认同一方面易使群体产生对价值性“他者”的强烈偏见、强化群体间价值对立，另一方面由于身份意义不可完全重叠性，也使得现实社会的群体组织成员间产生对立，甚至使个体与现实社会制度性群体产生对立。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社会认同除强化了个体与网络共同在场的“他者”结成的价值想象共同体外，也增强了传统在场空间的个体彼此间的疏离及不信任，增强了个体对制度性结构及制度性群体的不信任。而现代社会中，认同的基础就在于对“脱域”机制的信任，包括制度、系统、专家体系等。这种疏离的、散沙的、不信任的、对抗的社会认同，也就成了后真相时代认

同的“异化”[8]。

五、结语

后真相时代的社会认同建立在事件、观点的基础上，以情感、情绪的象征机制代入个体的身份意义。身份意义包括阶层、性别、民族、职业、地域等多元化文化属性，并通过网络空间的物质表征在个体与个体间、群体与群体间、个体与群体间等每个社会节点中进行传递。传递过程中，象征机制召唤个体的主体意识，并在集体组织中得以内化。然而，后真相时代对应的是整体性社会结构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意义的社会结构与身份认同。基于这种结构的社会认同处于流动化、脱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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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碎片化、情绪化且多元化的状态。由于网络空间以大众的声音为主导，因此反智、反精英、反权威的民粹主义抵抗式认同是网络空间的主流认同。这种社会认同通过情绪、情感化的表达抵抗着制度性的结构、解构着现实社会的权力秩序，继而影响传统在场空间的个体产生对制度结构及认同他者的抵抗、怀疑、偏见，使得现实社会认同陷入了一种“失范”的异化状态。针对社会认同的离散化、偏见化，从微观层面，凯斯认为，以理性为主导的权威媒体及时介入，发布事实与真相，是制止网络空间观点、谣言、情绪蔓延的有效手段。Tajfel与Turner意义简单化是重构社会认同的一种方式。另认为，减少社会类别，使得个体的身份一种方式则是建立共同身份模型，即将个体所属的社会类别提升至更高的类别中去，以塑造整体的意义和价值，凝聚社会认同。但这样的方法，在现实情境中很难具有操作性。

后真相时代是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冲突表征，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网络时代。个体脱离整体性社会，如陌生人、异乡客般游荡在互联网空间中。表面上个体通过网络事件以情绪宣泄对结构性权力宰制的不满，实则是为个体的价值、个体身份的存在、个体的主体性意义寻找合理的空间。涂尔干在其“自杀理论”中曾提出，社会系统的运作需要社会整合及社会规制。社会整合即通过意识形态、情感、价值观等象征意义凝结个体；社会规制即通过经济、政治、法律等规制性制度为个体提供保障。后真相时代社会认同的异化或许可从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两方面入手。在规制层面，提供情绪情感的制度性出口，使权力的压制与抵抗有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提高被宰制群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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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社会归属与安全保障；在价值层面，重视超越性、价值性、道德性的文化意义，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为流浪的个体寻找精神心灵的归宿。

参考文献：[1]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2）：103-112.[2]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4.

[3]TajfelH，TurnerJC.TheSocialIdentityTheory

ofIntergroupBehavior[M].Chichago:Nelson-[4]曾国屏.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6]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J].[7]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8]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7（7）：112-119.理范式新转向[J].新闻记者，2018（5）：28-3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5）：62-70.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7.学出版社，2002:4-14.Hall，1986：7-24.

［责任编辑：吴寿平］

SocialIdentityofCyberspaceinPost-truthEra

WuXi

Abstract：Socialidentityinthepost-trutheramainlyoccursincyberspace,anditrepresentstheconflictofsocialstructuretransformation.Theindividualisolateshimselffromthewholesociety,justlikeastrangerroaminginthecyberspace.Superficially,theindividualvoicesdissatisfactiontothestructuralindividualsubjectivityseekingforrationalspace.Theidentitymechanismofcyberspaceinthepost-truthpowerthroughcyberspaceevents.Essentiallythisistheexistenceofindividual'sidentityandtheerapassesemotionmainlythroughopinion,symbolicnarrationofeventsandsymbolicrepresentation,andthroughon-the-spotcyberspaceandtheabsentcyberspace.Theresistanceidentitymainlyconstitutetheidentityinthepost-trutheraanditsinternalizedpathliesinemotionalidentityrathertheinstitutional

organizedidentity.Duetothepluralityofidentity,theindividualidentityisunstable,emotionalandpluralistic.Inthiscontext,itinterpretstheinstitutionalidentityofrealisticsociety,makingdistrustandestrangementamongtheindividuals,andbetweentheindividualsandgroups,andcausingthealienationintegrationandsocialregulationshouldbeneededfortheindividualtoseekforpluralrecognitioninstitutionsandemotionalaffinity.

Keywords：Post-truthEra；SocialIdentity；Modernity；Cyberspace

ofidentity.Inthefaceofthealienationofsocialrecognitioninthepost-truthera,thedualpathof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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