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去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然而,虽然空气污染作为一个整体致癌因素被提出,它对人体的伤害可能是由其所含的几大污染物同时作用的结果。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面积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例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世界银行[微博]发布的报告表明,由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平均为每天1000人,每年有35至40万的人面临着死亡。具体来讲,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预计有5万中国人因为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总体来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的空气污染使得城市居民的寿命减少了18年。
于此相对应的是,2012年12月,北京市卫生局对外发布消息,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肺癌位居北京市户籍人口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在女性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2001至2010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了56%。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患者。2010年,北京市户籍居民肺癌死亡率达48.9/10万,亦居“众癌之首”。
除了雾霾导致的各类直接疾病,长期来看,雾霾天的增多会影响居民开窗透气等,减少人们户外锻炼时间,增加居民的精神负担,使得抱怨等情绪增加,给更长远的社会及身体健康发展带来威胁。 2.抑制工业发展
去年末,中科院对北京PM2.5化学组成及来源的季节性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将燃煤、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气溶胶,是对悬浮在大气中的固态或液态微粒的统称)三个来源合并起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成为北京PM2.5污染的主要来源。
其中,北京PM2.5有6个重要来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贡献分别为15%、18%、12%、4%、25%和26%。
燃煤、石化等领域是工业重要的基础性领域,如果要彻底降低PM2.5,就要降低整个中国工业的生产能力。长期来看中国工业的高能耗、低效率肯定是要转型升级的,但转型升级并非一朝一夕之举,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国家层面会牺牲一定的增长,采取强制措施治理雾霾,减少工业领域对PM2.5的“贡献”。
这将直接影响到工业领域的产值,对于占整个GDP总量40%以上的工业来说,治理雾霾需要做出的调整是迫在眉睫的。短期看,这种调整会增加失业人口,对消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整个GDP面临进一步放缓。 3.抑制农业发展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贺冬仙表示,他们的学院就雾霾对植物的影响做了实验,发现植物的光合作用大幅度下降。
实验表明,在人造光照射下,辣椒和西红柿种子通常需20天成长为发育完全的幼苗。但在北京昌平区的温室大棚中却花了2个多月。大棚的塑料膜及附着在膜上的空气污染物令照射在植物上的阳光减少一半,植物很难维持光合作用。大棚中的多数幼苗都柔弱不堪或病恹恹的。贺说:“如今,几乎所有大棚都陷入雾霾恐慌中。”她表示,幼苗质量低下将令中国今年的农作物产量下降。若雾霾天气持续或加强,中国的食品供给将面临严重威胁。
冬季和春季的雾霾会对农作物产量造成影响,今年多种农产品
(7.69, -0.09, -1.16%)的价格可能因此上涨。食品供应令人担忧。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共进口超过7000万吨食品,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年,食品自给率下降到不足90%。
这意味着雾霾将给占中国GDP10%的农业带来麻烦,并长期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治理雾霾”考验全民智慧
从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经验可以看出,仅对雾霾的讨论、研究和监测,就是一个非常具备争议的过程。洛杉矶最早开始,认为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化工、施工粉尘等,强制关闭了相关工业,但雾霾并没有出现好转,且越来越重了。
目前,按照中科院等提供的研究资料,依然认为燃煤、石化等工业污染为北京等地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垃圾焚烧和汽车尾气只占到4%。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搞清楚,北京等地的雾霾其根源在哪里。
跟洛杉矶一样,直到十多年后,洛杉矶人才知道了城市雾霾的最大“元凶”是机动车尾气排放。这跟洛杉矶几百万的汽车保有量,发达且密集的高速公路似乎有点吻合。但交通问题牵扯到的利益过于广泛,就不像关闭几个化工厂那么简单了。
发展公共交通,限制机动车数量,增加汽车尾气净化装置等,都是洛杉矶治理雾霾过程当中非常起作用的事情,但这些问题都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其阻碍是非常大的,所以直到现在,洛杉矶虽然基本有效防止了空气污染的问题,但依然还在为空气质量问题付出更大成本,且不懈努力着。
随着环保监测、治理等技术的发展,目前全球对SO2等直接且非常快的致命性空气污染进行了有效控制,但汽车尾气等对空气和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改变远远大于人类自身科技的认知,一些不够重视,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致病之后潜伏期较长,危害现象不能及时体现的的空气污染问题实际上在加剧。
在信息和科技交流如此频繁和畅通的年代,中国正式重视PM2.5的监测比美国晚了整整15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2年5月下发的《PM2.5自动监测仪器技术指标与要求(试行)》确定了三种PM2.5的自动监测方法)。更别说立法治理和防范空气污染等方面的脚步。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目前又成为制造业规模宏大、汽车保有量非常高的国家,再加上城镇化同时启动,空气污染带来的环境挑战已经属于生存挑战。
从检测、应急、信息公开,到讨论,明确雾霾的根本来源,然后立法,再到各个环节的执行,考验的是中国整个政府结构、治理体系;挑战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为中国目前“治理环境”问题的经济背景
是空前的,中国正处在城镇化、老龄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的发展阶段,这跟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遇到“环境问题”的历史阶段不同。
雾霾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一个科技的产物,治理雾霾需要的是制度、技术、人才。甚至牵扯到政治改革和金融改革,乃至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等等。雾霾给整个经济层面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对于中国来说,雾霾是一场生存战,也是一场经济战,更是一场改革战。
就像人类在经历了每次饥饿、战争危机之后,迎来的往往是一个光明的生存时代;“雾霾”作为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第三大威胁,仅希望雾霾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生存挑战,不要像历史上有过的饥饿、战争一样,牺牲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健康和幸福为代价。
世界的进步有很多种力量在推动,包括工具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思想的力量、领袖的力量、战争的、金融的力量等等,但真正让这些力量一次一次发挥作用的,是人类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对各种力量的,极大限度的升级和运用,这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雾霾是挑战,也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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