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中齐佩林一角呈现的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
陈莲洁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孝陵卫200号，210014）
电影文学，2012年19期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内涵,然后分析了建国以来谍战叙事的模式演变过程和历史原因。《黎明之前》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用侠义精神和兄弟阖墙的国族叙事弥合了国共“敌我”“黑白”“正反”的二元仇恨叙事。《黎明之前》中由张晞临扮演的齐佩林一角, 把一个台词多而性格平淡的功能性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齐佩林不是一个民间文学中简单的江湖游侠，他承载的是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关键词】侠义精神；家国情怀；国族叙事；艺术性
一、引言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推出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黎明之前》，由黄珂编剧，刘江导演，林永健，吴秀波，张晞临，陆剑民和田小洁等主演，于2010-2011年间获得多个团体和个人奖项。在北京研讨会上，除了男一号刘新杰和“反一号”谭忠恕，齐佩林一角也获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经过二次创作，张晞临把一个台词多而性格平淡的功能性角色(“话搭子”)塑造得栩栩如生（“齐帅”） [1]。在百度贴吧>黎明吧里，作家张楠（网名“夏柒月7”），以“跃马横戈总白头”为题，用近五万字的篇幅，对齐佩林的每一次出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点评[2]。从建构“大中华文化”的视角来看，《黎明之前》
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它融合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影视作品的艺术性，用侠义精神和兄弟阖墙的国族叙事弥合了二十世纪国共各自的“敌我”“黑白”“正反”的二元仇恨叙事。齐佩林也不是一个民间文学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游侠，而是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上报国家，下济苍生”的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3]。
二、中华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
（一）侠的起源与侠义精神
侠义是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与儒、道、佛文化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构成维系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关于侠的出现,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战国末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在《五蠹》中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最早提到了侠。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游侠列传》，使那些具有非凡品格和个人能力的侠士名垂青史。
“侠文化的主体是一种体现了民族传统美德的精神,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不懈追求,表现出伟大的同情心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侠大体可以分为：1.游侠，2.豪侠，3.刺客，4.侠盗，5.官差。民间的侠（草莽英雄）具有原始的正义感和生命激情, 依凭个人的武功技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仗义疏财”、“快意恩仇”，体现了一种狂野而豪放的品质[3][4]。老舍笔下的侠，《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李逵直观地体现了这种侠义精神。然而，中国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伦理有世俗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有时候江湖色彩的侠义和铁血恩仇为的不是公义，而是一门一派的利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江湖道义逻辑往往缺乏起码的是非判断，使侠客受到正统文化的排斥，电视剧《追捕》中陈占豪就如此评价金城彪：“最看不起你们这种只有江湖义气没有信仰的人。”
带有民族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侠义”，即是为正义、为群体、为家国中的其
他个体去主动承担某种责任。金庸的小说反映的都是在朝代更替、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侠士面临的是国家兴亡和民族冲突, “武侠精神转化成一种自觉的爱国热诚与对受苦大众的悲悯情怀”。他笔下的人物，不论是盖世英豪，还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总能为民族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5]。著名武侠电影导演徐小明也认为，家国意识才是中华侠义文化的精髓所在。武侠作品必须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才能展示英雄的人性和人格魅力。《霍元甲》《陈真》《霍东阁》和李连杰主演的系列武侠电影和电视剧，以及它们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号是中华》《好小子》），无不蕴含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品德
[6]。
（二）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统一
藏族史诗《格萨尔》将格萨尔王的个人事迹投射在天界诸神的体系中，把侠义精神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至高无上的侠士代表了上界天神的旨意，实施普世拯救；次者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 “齐家”、“治国”的事业；再次者扶弱济困 [7]。现世的家国情怀是一种乡土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是对故国的眷恋和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坚守。“千古文人侠客梦”，唐宋边塞诗人把儒家的政治情怀和伦理观念，抒发在“以身殉国”的壮烈和壮志难酬的惆怅中，以至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八角连营” [8]。《东归英雄传》叙述了土尔扈特蒙古人在汗王渥巴锡的领导下，历时17年东归的坚韧和惨烈[9]。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半殖民地历史事实为培养兼具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英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萧军对东北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胡子”做了精心的刻画，把反抗复仇、侠义精神和民族独立三个主题胶合在一起。电视剧《闯关东》同样借“国难当头”这个大背景,把家族叙事转变为家国叙事，在国族意义上塑造了一个侠肝义胆的草根英雄 [10][11][12]。
（三）侠义和新世纪谍战叙事模式的变化
根据国共关系的特征，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粗略分解为1911-1921，1921-1931，1931-1937，1937-1945，1945-1949年几个阶段。摆在文化界和史学界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客观理性地描述分析这段历史，尤其是情报史（谍战）。建国以来大陆谍战剧有三次高潮：
1. 1950-1960：地下工作者不畏生死获得情报（《永不消失的电波》《51号兵站》）；稳定新政权、清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敌特、或铲除从台湾或香港潜回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秘密图纸》《黑三角》《铁道卫士》）。冷战模式下的谍战叙事已经形成各自表述正义的二元模式，“正义/黑暗，自我/敌人，个人命运/国家利益”，把对手妖魔化（他者化）。
2. 1980-1990：作为对文革的控诉和伤痕文学在公安、谍战领域的延伸，忠心耿耿的公安战士反而成了被迫害的对象(《戴手铐的旅客》《405谋杀案》)。
3. 2000-2010：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和两岸关系的改善，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主体的“大国崛起”叙事，逐步消解了过去单一的“国/共、敌/我”概念,用兄弟叙事“在中国文化内部完成对冷战债务的清理” [11]。
新世纪以来，无论海外的华人学者、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以历史的严谨态度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和国共关系，都在小心翼翼地用新的国族叙事方式再现那段“兄弟相残”和“兄弟相依”的民族伤痛历史。叶文心肯定了军统在对日作战中的功劳。戴笠把儒家的忠义观、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传统的江湖侠义精神综合成军统的组织准则和个人行为准则。必要时国共两党特工人员携手合作，对抗日本和汪伪情报机关[13]。在张学良的周围，聚集了很多史学界称为“前共产党人”的特殊人物。他们虽脱主动或被迫脱离了共产党，但倡导国共合作，力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14]。
大陆影视作品中明确的“兄弟”主题可以追溯到《无悔追踪》（1995年）中的肖大力和冯静波，然后以一条清晰的脉络延伸：《亮剑》（2005年）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暗算》（2006年）中的安在天和钱之江，《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年）中的杨立仁和杨立青，《黎明之前》（2010年）中的谭忠恕和刘新杰。电视剧《黑狐》（2011年）中，“兄弟”中还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反战人士。剧中的戴笠（吴秀波扮演）也不是过去脸谱化的“杀人狂魔”，而是运筹帷幄的“戴将军”。作家麦家宣称：“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有理想和信仰。”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尝试赋予信仰各自表述的机会，借助“兄弟”关系来修复冷战的裂痕[8][11]。《黎明之前》恰是以深厚的人文主义悲悯精神和浓重的民族主义情怀塑造了国共情报人员。由于政见的不同，抗战期间生死相依的兄弟（谭忠恕和水手、谭忠恕和刘新杰），刚刚驱走外敌，就开始了同室操戈[15]。“夫子之道，在于忠恕”，而齐佩林就是挣扎在党国信仰和兄弟情义之间的另一个谭忠恕。
三、齐佩林的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
“黄珂和刘江，以一个平静的讲述者的身份，先后以两种形式用波澜不惊的语言描述着男人们的情怀和最为悲凉的过往。”—钟尹[1]
情报处长齐佩林是一个多面、立体、丰满的角色。如果说小胡子是齐佩林的标志性声色（“齐帅”），而茶具就是他在八局权势和人际关系的风向标[16]。抗战期间他在日伪机关卧底，是对国家尽忠。搜捕水手、清查卧底是他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他对领导敬重，对兄弟义气，为下属担当（“李德元自己不能去问呀”）。虽然有很强的表现欲和功利心（“这是我起的头”），但也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他有独特的金钱观，贪财又仗义疏财。杀伐决断，又有国民党情报人员的嗜血和残暴。八局被裁撤，齐佩林毅然雪中送炭，为谭忠恕翻盘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坚定的信仰和忠诚
1948年9月，正是国共力量从相持到反转的关键期，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所向披靡（辽沈战役），国民党内部却自相残杀：“上边有人要裁撤我们”、“东北不保，接下来就是华北和华东”。水手组织成员的慷慨赴死，彻底动摇了谭忠恕和齐佩林的信仰：“国家需要我们做这么多肮脏的事吗？”摩西行动的失败几乎同时击垮了谭忠恕和齐佩林。齐佩林表现出少有的气急败坏，但他以最快的速度克服了自己的挫败感，振作起来，把对党国的忠诚外化成和谭忠恕共进退，协同孙大浦收拾残局，终于抓捕到水手。
（二）严谨的工作作风
八局的局长和五个处长中，齐佩林几乎没有个人生活场景，处处表现出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
1.敬业。《黎明之前》开始于秦佑天的被捕叛变。根据李忠和、于凤举和郑同恩有限的资料，齐佩林立即判断出水手组织按照职业技能分工的特点，八局开始对银行、假证照摊点布控。对郊区工地的二百个出口一一查验，终于找到一位目击证人，模拟画像导致毕玉海暴露牺牲。他借助于古籍修复者恢复的残缺口供，追踪到了董乾坤。
2.敏锐。曾经在日伪卧底的经历使得齐佩林对情报有异常敏锐的判断力，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苗定纬被捕，大浦关于029报务员的一句闲话，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卧底又开始活动了”。他准确判断出图们江饭店“是被放弃的”，从庄云清治丧委员会发布的一张照片锁定了段海平。在刘新杰出逃后，大浦看着总务处一堆账本丝毫没有头绪，他却意识到“他在找一个细节，一行字，一个号码…他找李伯涵去了”。
3.求知。作为一个职业特工，齐佩林对一切新的技术和知识手段感兴趣。从心理肖像的刻画（单身，吸毒），他把卧底的嫌疑限定在李伯涵和刘新杰之间，这也和谭忠恕的判断不谋而合。药物麻醉审问几乎使边日南失去抵抗力。重刑之下，“苗定纬招了”，他得意中却也依然保留严谨冷静的思考：“水手组织结构变了？” 相比于单纯憨厚的孙大浦，齐佩林更有大局观，个人的好恶不影响他对李伯涵职业技能的敬重。
4. 谋略。为了获得关于解放区的情报，齐佩林安排李德元提前半年着手做假投诚的准备工作，连谭忠恕也佩服他，“天生就是干情报的料。”齐佩林有非常圆滑的人事技巧和难以捉摸的城府。他善于揣测谭忠恕的心思，派刘新杰去抓捕边日南，同时考验了李伯涵和刘新杰两个人。他和卫克利套近乎，发现了刘新杰的阅读习惯，拿走她的粥却突然杀个回马枪，发现卫克利向李伯涵报告，立即把她调离岗位。
（三）侠义担当和铁血恩仇
张晞临说：“八局里的每个人都是性情中人，齐佩林是他们当中最讲兄弟义气的。”的确，齐佩林有独特的金钱观，贪财又仗义疏财。他理直气壮地要求刘新杰批25个轮胎和“够开一间学校”的文具，却随时塞钱给八局的下层特工：“兄弟，辛苦了，立了功是你的”。他对大浦宽容体谅，一旦涉及到原则问题（亚新饭店的刺杀、刘新杰是否是卧底等），毫不掩饰自己的愠怒。正如谭忠恕怀疑李伯涵和刘新杰，齐佩林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查证二人。齐佩林两次跟踪刘新杰到墓地，“你埋死的，我抓活的”，“向你学习，打开（箱车）”。当98266电话明确把卧底指向刘新杰时，齐佩林却要求孙大浦把事情压下来，“我承担责任。”乱枪之下，齐佩林冒死为刘新杰赢得一线生存机会。刘新杰出逃后，他马上动用警署的“私人关系”“找”他。吴秀波在接受《凤凰卫视》何东采访时，特别提到中华文化中的“长兄如父”（“父兄”），以及刘新杰同时面对“父”(谭忠恕)和“子”（阿九）时的挣扎和悲怆。以齐佩林对刘新杰的关照和宠溺，也可以说，在谭忠恕和刘新杰、刘新杰和阿九
外，齐佩林和刘新杰建构了第三对独特的“父子”关系。
但是，齐佩林是一个“化身博士”，对待异己分子，他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嗜血。审问苗定纬和交通员，齐佩林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他用极其谦和的态度和欧阳次长周旋，用各种敬称、昵称和恭维亲近李伯涵。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展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机，斩草除根，没有给欧阳次长和李伯涵丝毫喘息的可能[17]。
四、结语
张晞临出色的表演赋予齐佩林这个角色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魅力，充分展示了信仰的价值，侠义和担当，在血腥晦暗的谍战叙事中为观众带来一抹温暖的亮色。作家张楠（夏柒月7）高度赞赏齐佩林的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霸业等闲休，跃马横戈总白头。莫把韶华轻换了，封侯。多少英雄只废丘”[2] 。《黎明之前》没有交代齐佩林的终局，从故事的走向我们可以判断他很可能和谭忠恕以及大量的国民党迁台军人一样终老异乡。作为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黎明之前》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解读国共关系、解读谍战剧的视角。建议后续研究从三个方面继续挖掘它的艺术内涵。1. 如何评价谭忠恕一角的艺术魅力？谭忠恕一方面是好领导，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好哥哥，但同时他把董乾坤的母亲和儿子、何秀凝的母亲和弟弟作为胁迫的筹码。如何解读曾子航的评价，“谭忠恕虽然工于心计但并不心黑手辣”[15] ？ 2.如何用历史的和人文主义的悲悯精神看待谍战剧中的反派和灰色人物？《潜伏》中的李涯和《黎明之前》中的李伯涵，对信仰执着到阴鸷的地步，却众叛亲离、惨死在“自己人”手中。《追捕》中刘天舒因害怕死亡，渴望和女友结婚，先背叛共产党，后背叛国民党，在欺瞒和背叛中苟且。3. 如何更好地解读谍战中的女性，如，《色戒》中的王佳芝，《风声》中的顾晓梦和李宁玉，《剑谍》中的秦岚，《上海、上海》中的刘晓男，《黎明之前》中的何秀凝和顾晔佳。根据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她们是一个被革命叙事模式、男权中心的伦理观、以及大众娱乐三重规训和伤害的群体。总之，谍战、谍战
中的人物和人性，是文学和影视创作的一个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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