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敏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5期
摘 要:《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继《罗亭》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佳作,它不仅表现出作家朴实无华和优美细腻的笔触,同时该作品还洋溢着深邃的哲理思考。可以说,《贵族之家》凝结了作家关于圆满、幸福及人存在意义等哲学问题的思想精华。因此,笔者欲以该小说为文本来解读其中的哲理观点,希望对屠格涅夫小说的深层内涵有进一步的认识,能更好地理解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屠格涅夫。
关键词:屠格涅夫 《贵族之家》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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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家》写于1852年,是屠格涅夫继《罗亭》之后的第二部佳作。法国作家莫洛亚这样评价该作品:“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大约是他的作品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一部。……也许正是因为作者运用了某种过于优美的文笔,而使这部作品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不过,这本书除了文笔优美之外,还很有深度,含有深邃的思想。”①可见,小说除了文笔优美细腻外,深刻的思想性也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屠格涅夫总是不经意间将自己描绘的画卷与隐藏在背后的深层寓意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平淡的故事情节中讲述生命与幸福的真谛,在诗意的细节处勾勒人物微妙的心理。可以说,诗意化的哲理是小说《贵族之家》的一大特色,也是屠格涅夫哲学观的直接体现。
国内读者对《贵族之家》这部小说较为青睐,且学者们也纷纷从多角度(艺术、美学、修辞等等)对该小说进行了大量分析,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提到了该小说中的思想性,这足见《贵族之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历久弥新的感染力。笔者在阅读该作品后发现,环式布局结构在小说中有明显的体现,这不单单表现为人物长期漫游的轨迹线路,还表现为时间和地点上的循环往复;此外,作家对幸福的追问也不完全充斥着爱情与义务的矛盾,小说中也有屠格涅夫本人对真正幸福含义的哲学理解;人的存在是一个谜,而屠格涅夫时常参透其中,敏锐地感知人的悲剧性存在及人与社会、人与上帝间的微妙关系,同时他还思考着活在当下的人该如何去生活和为什么而生活。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都与屠格涅夫创作的哲学观紧密相连,虽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较为关注社会政治生活,且许多学者拔高了其作品中的政治倾向,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倾向,但这并不代表作家小说中没有深刻的哲理思想。相反,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屠格涅夫也不可能不关心生活中永恒的哲学问题,他在晚年的《回忆别林斯基》一文中谈道:“我们当时还相信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结论的现实性和重要性,虽然他和我完全不是哲学家,也不具有抽象的、纯粹的、照德国人方式思维的能力……可是我们当时也在哲学里寻找世界上除了纯思辨之外的一切。”②可见,就思维本质而言,屠格涅夫更倾向于形象思维而非思辨思维,这对于我们理解屠格涅夫小说《贵族之家》中的哲学观点有着巨大的帮助。因此,笔者欲试图一一分析屠格涅夫式的“圆满”“幸福”和“人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在已有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予以补充。
一、关于“圆满”
小说《贵族之家》的主题较为简单,主要线索围绕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和丽莎之间的爱情悲剧而展开,拉夫列茨基因妻子对其不忠而从巴黎返回到俄国,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邸宅邂逅了年轻美丽的姑娘丽莎并对其产生了好感,正当两人感情升温之时,被误认为已经去世的拉夫列茨基的妻子瓦尔瓦拉突然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戏剧化的情节转折让萌生爱情的男女主人公不得不在爱情与义务面前做出选择,最终,丽莎满怀忏悔之心隐身修道院,而拉夫列茨基
则成为一位正派的庄园主开启了新的生活。小说故事看似简单,然而平淡的故事情节中却埋藏着深刻的寓意,其中之一便是屠格涅夫对圆满的理解。细心地阅读这部作品后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漫游轨迹大都呈环形:从小说开头拉夫列茨基来到卡里金家庄园到小说结尾处八年后他的再次造访,他的轨迹是呈环形运动的;居住在巴黎的瓦尔瓦拉尽管中途返回俄国,但最终依然长住巴黎,她的漫游轨迹也是呈环形运动的;丽莎的音乐教师莱姆一生漂泊,从最初的移居俄国到最后客死敖德萨,他从未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等等,可以说,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呈圆形运动的。此外,特定的场景在小说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围绕这一场景故事有声有色地娓娓道来,也就是在这一地点故事进入了尾声并戛然而止:最具代表性的要属卡里金家的花园和教堂,老成持重的拉夫列茨基在花园里向年轻善良的丽莎表达了爱意,最终又辗转回到花园中重温起这段美好的回忆;而丽莎与拉夫列茨基相遇,别离的地点恰好是在教堂附近。凡此种种迹象表明,它们绝不是屠格涅夫谋篇布局中的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作家有意为之且将其赋予了高度的思想性。俄罗斯学者利绍娃(Н.И.Лишова)在提及屠格涅夫创作中的“漫游”母题时指出:“屠格涅夫笔下主人公的漫游线路‘不是单纯地返回到原点的运动,而是形成了向着理想发展的圆形运动’。这种主人公的漫游迹象与东正教信仰相符,怀揣不安之心极力在苦难中寻求出路,从而走向美好的一端。”③也就是说,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常常在经历一番生活变故之后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向着更加理想和圆满的方向发展。屠格涅夫在小说《贵族之家》中也是按照这一逻辑安排了主人公们的命运: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从一个“多余人”形象到小说结尾处成为了一个摆脱私利的好地主,对此,文中这样描述道:“他真的成了一个好主人,真的学会了耕耘土地和不光为自己一个人劳动,他尽其所能使他的农民生活得到保障和稳定。”④这说明他已找到自己所热衷的事业,开始了一番新的生活,不用像从前那样宛若浮萍无所依托地过日子了。女主人公丽莎虔诚地笃信东正教,最终也因自责和忏悔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进入修道院做了一名体态安详的修女;就连风流不羁的瓦尔瓦拉最终也在小仲马先生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成为了戏院的常客。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丽莎的音乐老师莱姆是个悲剧人物,虽然他的漂泊轨迹也是圆形,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变得更美好,一直是一个想极力摆脱生活困境却又对此无能为力的小人物。莱姆不喜欢卡里金家的人,只和他的学生丽莎一人走得较为亲近,甚至他跟拉夫列茨基的观点也是相悖的,小说中他和拉夫列茨基分别的一瞬,他这样说道:“我什么话也说不出。一切都死了,我们也死了。您是向右走吧……可我向左,再见。”⑤屠格涅夫有意刻画莱姆这一形象似乎向我们说明,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小人物的命运是不受自己掌控的,他们只能卑微地艰苦地生活着,他们的梦想也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根本无法实现,或许正是屠格涅夫看到了小人物一生的悲剧存在,才没有在小说结尾处将其理想化。
“环式结构”即“圆”在屠格涅夫笔下是一种意象,所谓的圆有循环、圆满等意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圆是完善的象征。他提出过重要的论断:“在圆周上终点就是起点。”⑥完满的社会必须是圆满的,未来理想社会必定是要重复原始社会的合理特征。屠格涅夫笔下的世界,自然也好,人类也罢,都不是直接走向完美的,而是通过循环往复一点点向着真善美的圆形运动。屠格涅夫似乎认为,圆象征着宇宙之“道”的路径,人类社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走向完善与圆满。在伟大的圆形性象征中最富有哲学意义的还有圆圈的意指性具象——轮子。“当圆圈具象化为轮子时,便又获得了两种附加的特性:轮子有辐条,它会转动。轮子的辐条在形象上被认作是太阳光线的象征。而辐条与太阳二者又都是发自一个中心的生命渊源、对宇宙间一切物体发生作用的创造力的象征。”⑦小说《贵族之家》开篇交代了故事发生在“晴朗的春日,明净的天空高悬着一朵朵绯红色的云彩……”而在尾声部分作家强化了对这一环境的渲染:“春光明媚的幸福再次从天而降。春季又向大地和人间绽开了笑脸。……洞开的窗户上的玻璃在落日下映出一派红光,闪闪发亮。”⑧叔本华指出:“光明是事物中最可喜爱的东西:光明已成为一切美好事物和幸福的象征了。在一切宗教中它都是标志着永恒的福善,而黑暗则标志着沉沦。……光根本就是美的不可少的条件,而在有力的角度光还能使最美的东西更美。”⑨在屠格涅夫看来,春光是凝聚着世界万物的创造力,是开启新世界的光明之源,是真理和美善,更是他对年轻人寄予的厚望。年轻一代是新生力量,他们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可以趁着年轻去干事业,做工作,不必像“多余人”一样苦苦挣扎徘徊在人生的道路上,耗尽自己无用的一生。
二、关于“幸福”
幸福究竟是什么?是欲望满足之后的欢愉,还是痛定思痛后的安然自若,抑或是对整个欲望实现过程的享受?想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在许多学者看来,小说《贵族之家》中爱情和义务的矛盾是构成男女主人公爱情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俄罗斯文艺学家
(А.Батюто)那里似乎也得到了验证,他指出:“几乎所有苏联文艺学家们都道出了小说中履行义务和追求幸福、义务与自我牺牲之间的矛盾。”⑩其实,整部《贵族之家》所描绘的场景并没有显示出乐观主义的哲学意味,所以幸福在屠格涅夫笔下也不是一种热烈、豪放的存在,相反,我认为是一种温和而深沉的体悟。我们可以在小说中选几处有关“幸福”的节点进行归纳分析。在第二十九章里,在花园的林荫路上拉夫列茨基与丽莎展开了谈话,丽莎提到“人间的幸福并不取决于我们”,第四十一章中,拉夫列茨基默默思考着责任与幸福的关系,他认为幸福是一种不应得到的赏赐;第四十二章中,丽莎重申“幸福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上帝”的言论,表明幸福不能由她自己掌控;第四十五章中,丽莎与拉夫列茨基分别后对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哭诉“幸福没有向我走来,即便当我怀有获得幸福希望的时候,我的心仍然是痛苦的”;小说尾声处,拉夫列茨基坐在花园的长椅上回忆着那美妙幸福的瞬间……我们知道幸福是多棱的,很多时候我们享受着幸福到来的喜悦却无法用语言去准确地定义它,关于这一点,叔本华似乎给了我们强有力的回答,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对幸福这样定义道:“一切幸福都建立在我们可能要求的和实际获得的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上。”{11}事实上,屠格涅夫创作的悲观主义思想大多来源于叔本华,莫洛亚对此也供认不讳,他强调:“在悲观主义这一点上,叔本华是屠格涅夫的启示人。”{12}可以说,虽然屠格涅夫式的“幸福”观不全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是的确也有其悲观主义学说成分存在。因此,根据以上归纳和阐述,我们或许可将屠格涅夫的幸福观理解为三个方面:幸福是短暂的、瞬间的、痛苦的;内心安宁与满足是一种幸福;听从上帝忍受苦难也是幸福。叔本华强调:“任何动人的欢愉之情都是谬误,都是妄念;因为没有一个已达成的愿望能够使人满足,经久不衰,因为任何财产,任何幸福都只是偶然傥来,为期难定,说不定随即又要被收回去。任何痛苦都是由于这种妄念的幻灭而产生的。……欲望是经久不息的,需求可以至于无穷。而所得的满足却是时间很短的,分量也扣得很紧。何况这种最后的满足本身甚至也是假的。”{13}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拉夫列茨基认为幸福对人只光顾一次也是种奢侈,一种得不到的恩赐,是不完全的,是虚假的,丽莎觉得怀有获得幸福希望的时候,内心仍然是痛苦的原因了。这是因为美好而幸福的爱情稍纵即逝,但他们依旧充满着对幸福的渴望,这种欲求迟迟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内心才会忧愁苦闷,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们理解屠格涅夫幸福观的第一个方面。即便幸福是瞬间和痛苦的,我们还是能在小说《贵族之家》中找到拉夫列茨基内心感到满足的时刻,小说尾声部分拉夫列茨基来到过去经常与丽莎见面的房间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为自己的改变而感到满足,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只要不丧失行善的信念,保持心意一贯和对事业的热忱,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而他做到了,摆脱了自私自利,成为了一个正派的人。斯多噶派的伦理学指出:“幸福只有在内心的和平与心神的恬静中才可确实获得,而这和平宁静又只有通过德行才能达到;这就正是‘美德是最高的善’这句话的意义。”{14}可以说,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完成了人生中的重要转变,他由最初的躁动不安、百无聊赖到最后的自我反省、自我成长,他领悟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怎么做才会让自己获得幸福。幸福是内心的安宁和满足,只有不丧失行善的信念和对事业充满热忱才会获得幸福,这便是我们理解屠格涅夫幸福观的第二个方面。屠格涅夫幸福观的第三个方面是听从上帝,忍受苦难。小说中丽莎是个有信仰且受信仰支配的姑娘,她两次提及“幸福不取决于我们”,在她的意识里,只有上帝才会赐福给她,可为什么只有上帝才会决定她的幸福呢?我们知道,小说中丽莎一直视自己为“没有自己语言的人”,她的世界里,上帝是她最亲近的人。当她在义务与爱情不可调和之际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她感到痛苦万分,想把自己永远禁闭起来以此摆脱这爱情的苦果。事实上,丽莎这样封闭自己是否定意志的表现,而否定意志最初也是在耶稣门徒的著作中有了萌芽,使徒们有这样的训诫:“爱
你邻近的人要和爱自己一样;要行善,要以德报怨,以爱报怨;要忍耐,要柔顺,要忍受各种可能的侮辱而不反抗;饮食要菲薄以抑制逸荡,要抗拒性冲动,如果可能的话就完全戒色等等。”{15}这里我们已看到禁欲或真正否定意志的初级阶段,否定意志这一词所说的正是福音书里所讲的否认自己,架起十字架。可见,丽莎为了摆脱欲求带给她的苦痛折磨,利用否定自己意志的方式从尘世中获得解脱,真正地净化了自己的内心并做到了无欲无求。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幸福与苦难密不可分,屠格涅夫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将其幻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说,这种与苦难相连的幸福观是我们理解屠格涅夫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总的来说,《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的幸福观是淳朴的、温和的,它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意蕴深长且耐人回味。屠格涅夫式的“幸福观”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对瞬间幸福的捕捉,又有对幸福本质的理解,还有对幸福与教义之间关系的挖掘,他们都是屠格涅夫深刻哲学思考后的结晶,是构成屠格涅夫哲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关于“人的存在”
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都具有“我行我素”的诗意。这种诗意表现在如何选择自我的生活,如何对客观环境做出准确的判断。关于人的存在问题,屠格涅夫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为人生在本质上是空洞无意义的,只有不断地忍受苦难才会在人生悲剧中获得自由的出路。虽然屠格涅夫本人意识到了人的悲剧存在,但他依然号召人们勇于承担责任,行动起来投身到事业中去。我们一直认为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中只有《贵族之家》里面没有“多余人”形象,因为小说的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最终成为好的农场主,并没有像其他多余人那样一事无成,而实际上,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小说中确有多余人的存在,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丽莎。丽莎是贵族家的小姐,温柔善良、知书达理,但她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自己语言的人”,连她自己都向拉夫列茨基坦言:“我以为,我同我的女仆娜斯嘉一样,没有自己的语言。”{16}可见,丽莎虽然在生活,但她并不知道为什么生活,要怎么生活。学者(А.Батюто)指出:“问题不在于义务与幸福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而是对于所处那个时代的边缘性的人物来说悲剧的不可更改。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生活,为什么去生活。”{17}作为时代的边缘人物,丽莎在面对爱情的失败时无力回天,只好试图利用宗教的教义来解救自己的爱情,她把对幸福的追逐转化成对苦难的忍受,这不能不说是屠格涅夫宗教思想在其身上的体现。学者梅列日科夫斯基
(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不止一次说道:“作家隐秘的宗教信仰即便不在其生活中占据地位,也在他创作中有一定的分量。”{18}尽管普遍观点都秉持着屠格涅夫创作的非宗教性,但毫无疑问,我们还是能从他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甚至是《猎人笔记》和《散文诗》中看到作家经常涉及死和永生、人和神的关系及信仰的不可能和必要性等宗教问题。可以说,19世纪下半叶屠格涅夫用悲剧意识来创作,而他内心所遵从的准则就是从悲剧中寻求出路,而这种结束悲剧的出路更是接近了基督教的主题思想。屠格涅夫主张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就应该学会忍受苦难,而这一主张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义不谋而合,正如学者В.Головко所说:“即便屠格涅夫客观地领会了基督教思想和基督形象,从中也能见证其与东正教教义的接近。”{19}确实如此,屠格涅夫不自觉与东正教接近,敏锐地感知其教义和人神的相互关系,我们在其短篇小说《阿霞》《春潮》中也能感受到,作家笔下爱情的转折总是伴随着教堂或十字架的出现,这绝非偶然现象。屠格涅夫似乎有意暗示我们,肉体上“长期忍受苦难”将获得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这是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敬奉的真理,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深切入微的表现。
小说中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结局体现了屠格涅夫对人存在的另一番理解。拉夫列茨基在爱情面前并没有彷徨,他听从丽莎的劝告与妻子和好,这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即便成为农场主后拉夫列茨基的生活也是正派的。屠格涅夫说:“我们的生活虽然短暂而且渺小,但是伟大的一切却正由人的手所建成。人生在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崇高的任务,那就是他的无上的快乐;正是在死亡中,他将发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归宿。”{20}在屠格涅夫看来,人的生活应该是正派的,它是责任的体现,人生的目的应在劳动与苦难中实现,而不是在对幸福的追逐
中。所以,拉夫列茨基在劳动中向我们诠释了人生的意义,而丽莎在苦难中理解了人生的目的。从某种程度说,屠格涅夫的人生观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在于一方面他承认人的悲剧存在,认为人类是渺小的且人生是无意义的,人们应该在宗教中忍受苦难,寻求心灵的解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伟大的事业是由渺小的人类来完成,人应该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学者智量指出:“屠格涅夫一生是个骑墙派,有一个时期偏左,接下来偏右,一直到死他都是矛盾的。”{21}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屠格涅夫创作的矛盾性不仅存在于他的自然观、他的爱情观,还存在于他的哲学观之中。
总之,小说《贵族之家》中蕴含了屠格涅夫关于“圆满”“幸福”和“人的存在”等哲学问题的理解,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现实社会的不完满才激发作家在小说中创造出理想的“美”,而这种美与屠格涅夫的哲理沉思交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对理想世界的诗意渴求。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屠格涅夫长篇小说中的哲理倾向一直被大家所忽视,但它绝不逊色于社会政治倾向,还有待于我们更系统、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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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2} 〔法〕安德烈莫洛亚:《屠格涅夫传》,谭立德、郑其行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第144页。
②{20} 孟高旺、杨琳琳:《屠格涅夫的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评》,《求索》2013年第4期,第268页。
③
Мотивстранствийв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дискурсеМ.М.При-
швина,ЛишоваНатальяИвановна,2012,стр15
④⑤⑧{16} 刘硕良主编:《屠格涅夫全集》第二卷,徐振亚、林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第316页,第322页,第239页。
⑥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⑦ 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⑨{13}{14}{15}陈静编:《叔本华文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卷),石冲白译,杨一之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第65页,第66页,第409页。
⑩{17} Русское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Как возможновРоссиипоз
итивноедело:поискиответа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философии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40-60-хгодовXIXстолетия.-М.: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2009,-544с.:ил.
{18}{19} Хритианская идея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мире И.С.Тургенеаи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Белякова ,ЕленаНиколае
вна,2000, стр5-10.
{20}{21} 智量:《19世纪俄国文学史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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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杨 敏,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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